六四平反之日民主曙光之时

任畹町说中共在五六十年代搞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七八十年代不杀人，但不允许民主出现，近年刻意营造宽松宽容。他说，根据中共过去平反冤案的历史经验，八九年“六四”事件平反可能性很大，但当局会非常慎重。

平反六四，就意味著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很快就能实现。这是被誉为“中国民运老将”的六十三岁任畹町，“六四”事件十八周年前夕在香港作的估计。他说：“中共什?时候平反‘六四’？根据过去的惯例和历史经验，某一届领导为六四平反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是中共的老规律，长期以来就不时有政治上的错案平反。如果今天平反六四，我们会希望明天就实行民主改革，不能等待。对此，当局对平反就会非常慎重。”

曾经为民主运动坐过两次牢、出狱后被当局监控十一年而从未出境的任畹町，获北京市公安局批准，于四月十六日平生第一次跨出边境，他与夫人张凤颖坐火车到香港，逗留一星期，主要是检查身体和会见朋友。他离开香港返回北京也没有遇到丝毫麻烦。翌日公安部门派员前去他家，与他作了一番礼节性谈话，用任畹町的话说，完全是“程序性”的“礼尚往来”。

香港朋友担心他在香港讲民运、六四这些敏感话题，会惹恼当局，甚至不让他回去，劝他还是低调些好。他说：“我在北京说话写文章很大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毫无禁忌，到了香港为什么反而要自设禁忌呢？北京当局绝不会因为我在香港说了些在北京说过的话，而对我处罚。我没有必要跑到香港发泄什么，我想发泄的都能在北京发泄。”他认为，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当局要营造和谐社会，令中国政治整体形势出现某种程度的宽松和宽容。

任畹町认为，中共对反对派的态度转变有一个过程。五六十年代，中国实行阶级斗争路线，对阶级斗争对象是“你死我活”的思想方式。七十年代末的七八、七九年以民主墙为标志的现代民主运动，产生了现代民主反对派。中共对付现代民主派的政治犯，由以往的要杀头的“你死我活”改变为“有我无你”，不杀人，但抓人，“有我的政权存在，就没有你的民主实现”。

现代民主派敢于反抗

五六十年代，被迫害的右派分子，总体上说是不敢反抗当局的，谁反抗，当局马上就消灭你。到七八十年代，即新生的民主派，就敢于反抗和斗争。任畹町说：“七九年因‘民主墙’运动我被捕后，审讯期间，我们就敢于对抗，他们审讯我七天，我不回答他们的问题，我还反问：‘你们没有调查没有审讯，为什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逮捕我？’他们没有回答我，我也不回答他们的问题。整个过程他们没有用刑罚。魏京生被判十五年，我内定被判十三年，一九八一年胡耀邦接替华国锋。所谓的开明派下了一个指令，对我们这批人要提前释放，外地没有执行这一精神，北京执行了，我被关押了四年后提前出狱。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我被投入秦城监狱。审讯时我靠近窗户来回踱步，不按规矩正襟危坐，他们也没阻止。”

宁愿受刑不改变立场

任畹町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当局是主动向所谓阶级敌人进攻的，到了他们这一代的时候，当局是被动应付的状态。任畹町这一代斗士的表现已不同于上一代的所谓“阶级敌人”，服完刑回家后，当地公安机关要求每周到公安派出所报到一次，写一次思想汇报，但这一代人都不理这一套。任畹町说：“这就是一种演变过程。我们的行为表明必须以理相待，你判我们，关押我们，我们没办法，只能服刑，但在人格上必须尊重我们。经过长期博弈，警方人员与我们聊天，他们对我说：‘我们知道你只是要推进民主化进程，不是搞暴力的，不是搞暴动的，我们知道你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我们用自己的行动感动他们。”

当下流传一种观点：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要依靠中共党内民主派，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推动，中国民主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任畹町却认为，这种观点完全无视中国民主力量的存在，中共党内没有民主派，党内民主派的提法是不科学的，民主派必须是现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派。他谈到中国民间民主派属性的四要素：一是中国民主进程的前锋；二是本原动力，中国民主运动每次都是由民间自下而上、自外而内发动的，而后才影响党内改革派，影响党内知识分子；三是民间民主派是中国民主进程的主角角色；四是作出贡献的主体，坐牢的是民间民主派，被判刑的是民间民主派，党内改革派最多是受党内开除处分，失掉乌纱帽。

他认为，中共执政后成为集权政党，在集权政党的土壤上出现民主派是不可能的，只能说中共党内有开明改革派。他说，有人拔高八九民运时期的总书记赵紫阳，说他是党内开明派、民主派；但他认为赵紫阳不是支持学潮，只是宽容。中国现代民主运动从七九年的民主墙运动开始到八九年民运，形成一种力量，这力量是中共党内开明改革派和中国民间民主派的一个结合，但要分清民主运动主导力量。任畹町认为，中共党内的所谓开明派、改革派们主张改革目的是为了强化一党制，如果由他们主导，人民都跟著他们的思路走，那就糟糕了。

民间力量领导党内

任畹町说，中国民间民主派才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主导力量，中共党内改革派唯有跟著民间民主派走，才是民主运动的正确路线，民间民主派不能跟著党内改革派去稳固一党制，仅仅追求六四平反。中国民主运动从七九年民主墙开始就是合格的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民主运动。有史料为证，民主墙就是一场中国维权运动。当时中国人权同盟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民主现代化》和任畹町的《中国人权宣言》。当时出于人权概念的国际性和统一性，没有用现在的“维权”的叫法，他们提出的是人权民主运动。任畹町指出，现在一些维权律师提出法内维权。他们力图要区别于民运，摆脱与传统民运的关联，因为民运的人权运动是要坐牢的。其实长期来民运一直在宪法框架内展开民主人权运动，要求兑现宪法，依法维权，也懂得依法抗争，甚至法外抗争。

任畹町说：“民间民主运动的优势在于：第一是道德资源，我们依法抗争，法外抗争，铁窗民运有道德感召力。第二，我们没枪没炮没地没钱，只有民，民就是我们的资源，重要手段就是街头运动。第三，媒体和网络也是重要资源，中国民主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网络民运，民主墙就是外国驻京记者最先关注的，发展到今天就是网络民运了。第四，港台同胞和国际声援，也是和平民主运动的优势之一。”

任畹町说自己不是民运领袖，只是民运的守望者，“我们献身这个事业、付出了牺牲，应该和未来中共党内改革派共同管理这个国家，不管是竞选也好、协商也好，我们应该具备这种‘果实’意识。民主墙、六四没有成功，但它们像存在银行里的存款一样，到时我们就要支取，还要拿到利息，我们有资格分享未来的民主建设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