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关、戚”指的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他们都是因为其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而被重用，尤其是文革初期。1966年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开始踏入他们人生的最高点。陶铸、刘志坚被打倒后，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成为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受林彪委托兼管《解放军报》，而戚本禹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还担任毛泽东、江青的秘书。他们三人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为“文革”的发动和开展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
不过好景不长，这些在文革之初被毛泽东重用的大将结局都很悲惨，作者杨永兴撰文并发表于《长江周刊》，披露“文革干将”的人生经历，其中更是揭秘戚本禹倒台内幕。
武汉“七·二○事件”
1967年下半年发生的“王、关、戚事件”，却使他们的人生由顶点降到底点，受到“隔离审查”，政治生命也随之结束，其转折点就是7月20日武汉“七·二○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是“文革”研究中的众多“谜团”中的一谜。虽然当事人陈再道、杨成武和王力都相继对此作了一些回忆性的叙述。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王力因为这一事件而名声大噪，受到江青等人机场迎接和召开百万人大会的待遇，成为“英雄”。对此，王力在接受访谈时曾指出：“对于在机场的迎接和百万人大会，我当时是反对的。我提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搞？机场迎接，过去只有反修斗争时才这么搞过。也没有这样的规模。我更不赞成开百万人大会。反对的结果，只反掉一条：原定由谢富治和我乘敞篷车绕场一圈，后来不搞了。这一系列的做法是林彪主持的，当时主席不在京。林彪、江青等人说：这样做法，不是为了你(王力)，而是为了主席。这样说，我当然不好反对了。”(董保存《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然而就是这位“英雄”，在仅仅相隔40天的时间后，却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八·七讲话”、“火烧英代办处”等事件而被“隔离审查”、“请假检讨”，后被关进秦城监狱。就这样，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囚犯”。与王力同时被“隔离”的还有关锋、林杰等人，戚本禹停职写检查，不久也被“请假检讨”，直接投进秦城监狱。从此，他们三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就是有名的“王、关、戚事件”。
杨成武的回忆
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当前存在着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当事人杨成武的回忆，他认为虽然最后是毛泽东下定决心处理“王、关、戚”的问题，但是其中周恩来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杨在接受访谈时讲道(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
关于处理王、关、戚的问题，8月24日中午，我乘专机由上海返回北京，立即驱车赶往钓鱼台参加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会后，周恩来找我单独谈了话，并要我直接去向毛泽东请示报告。
周恩来在向我讲了各省的情况后，又谈到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谈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的事，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并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还给我一份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我转送给毛泽东。
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委托我报告的事项。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对我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力大些，关听王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
稍停。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
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我又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请他过目后，直接乘车驶向机场。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到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
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这件事对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是个重大打击。但江青、陈伯达摇身一变，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宣称：“王、关、戚是我们自己端出来的。”继续欺骗、迷惑群众。在抓起王力、关锋的第二天，我奉周总理的指示，飞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我汇报完毛泽东、周恩来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后，林彪感到很震惊，只微微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我随即告退返回北京。这就是处理王关戚的全过程。
王力为自己辩解
第二种说法是王力为自己的辩解。他说自己是被江青打倒的，原因是自己一直同江青对着干，只听毛泽东、周恩来的，不听江青的，与周恩来走得比较近，被江青视为“眼中钉”。王力称：
我早已是江青的眼中钉，留用我，只是怕人们讲“清一色”。没有早除掉我，只是怕人们说“文革不稳定”，还说是要“顾全大局”。这次下毒手了。她用毛主席最忌讳的话陷害我，说：“武汉七·二○事件以后，王力以为天下不是毛泽东的，是他王力的了。”江青和康生的密谈被我亲耳听到，我的轮椅在十六楼门后，他们两个近视眼没有看到。
1967年8月30日下午，在整我的会上，总理一句也未批评我，只是有两次发言。一次是杨成武发言说逼总参向香港派一个营这件事，要王力负责。总理说这事王力不知道。第二次是吴法宪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王力搞的。总理说：48小时最后通牒王力根本不知道。总理自己承担了责任。而且，即使没有这个通牒，因为香港问题激化了，也可能在别的事情上爆发出来。
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后，主席着急了。还有一个什么“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问题，主席把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了。当时总理忙得焦头烂额，身体状况很危险，心脏病也犯了。江青他们才逼着总理把那个未经我本人核阅的八·七讲话又一次送给主席，要抛出王力当替罪羊。本来毛主席早已看到了这个所谓“八·七讲话”的传单，这里边许多话就是他自己的原话的重复。……所以，他们逼总理送了那个“八·七讲话”，主席原来只不过是一笑而已。两天后为什么又变了呢？如前所说，是因为江青告了恶状，主席才说了一句“要查一查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江青说：“我一眼就看出王力是个坏人。”康生连夜查了档案，说王力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
还查了家庭关系、社会关系，说我的老伴、岳父、岳父的子女是“一窝黑货”。……正因为有这个过程，所以毛主席犹豫了两天以后，才下决心同意把王力打倒一下。于是，8月30日下午就在钓鱼台开所谓生活会批斗我。外面许多谣传，都是江青们散布的。
吴法宪的回忆
对此，吴法宪基本上同王力持有相同的看法。他首先在回忆录中讲了导致王、关、戚倒台的几件事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对周恩来”；“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之后，关锋向毛泽东告康生的状”，然后提到：“9月份毛泽东回到北京，很快就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就王、关、戚的问题打了个招呼。王力等三人的命运也就基本上决定了。这几件事情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我至今仍不怎么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事情固然是王、关、戚本人的问题，但是那时候许多问题同中央文革是扯不清的。
既然如此，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就再一次顺水推舟，把王、关、戚抛出去当了替罪羊。”另外，吴还提及了戚本禹被隔离的事情。他说：“到了11月，毛泽东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来非常器重和喜欢戚本禹，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学会骑马、学会打枪等等。
戚本禹也把江青当作自己母亲一样看待 。可能就因为如此，让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讷，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讷有非份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毛、林之争的初次交手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王、关、戚被打倒是毛泽东对林彪的一次警告。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申晓云在其文章《文革中毛、林之争的初次交手----武汉“七·二○事件”真相》中指出：“王、关等的被抓，对林彪来说，犹如断其臂膀，林完全明白，这是毛给他的一个严重警告。”在这里，申教授这一论点的前提是王、关、戚是受林彪重用的“笔杆子”，她在注释中称：“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穆欣，掌握《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大权，为林彪集团的主要‘笔杆子’，也是‘揪军内一小撮’舆论的主要制造者”，指出：“在毛、林这些政治人物看来，所谓‘笔杆子’，都只有可供利用和驱策的价值，1967年8月中旬以后，‘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被作为一项错误遭批判，而王力、关锋被抓，使这项错误有了‘替罪羊’。
林一伙在毛发起反击后，为掩护退却，把‘大抓军内一小撮’说成是王力、关锋私自搞的，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等‘笔杆子’身上，于是江青宣布‘把王力、关锋逐出中央文革’。
与王力、关锋几乎同时被拿下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赵易亚(8月23日)，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解放军报》副总编辑。穆欣(9月1日)，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这些文革以来专门制造冤假错案的刀笔大吏，不幸也都被‘莫须有’的罪名所诬。
其实，这些‘秀才’，包括迟3个月倒台的戚本禹在内，下台的直接原因无它，乃策划、参与了‘揪军内一小撮’，本想再立功，不料马失前蹄，跟错了人，立马翻船。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5月16日成立时，连顾问一共有21个成员。经几次清算，到了1967年9月，随着王、关、林、穆等被撤职，仅剩下7个人。”她还认为：“11月23日，《红旗》在出了第16期后，还是被下令停刊，直到1968年6月才复刊。《
红旗》是中共中央的最高理论刊物，一贯被视为党的喉舌，但该杂志实际操纵在林派人物手里，这一时期被清算的王、关、戚、穆欣、林杰等全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前都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职务，总编是陈伯达。它的停刊，反映了问题的严重，和上层斗争的激烈。”当然，申教授关于“王、关、戚是受林彪重用的‘笔杆子”’这一观点还是有待商榷的。王力在提到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的起草过程时，曾说到：“十条命令完全是林彪口授，叶群记录的。由秘书送关锋斟酌文字，关锋历来害怕江青怀疑他背着江为林办事，都要找上王力、戚本禹或至少一人。”
陈再道在讲述“武汉七·二○事件”时也提到：“7月20日上午，事件刚刚发生，林彪便亲自写信给毛主席。当时周总理在北京，但林彪不找总理，叶群叫秘书把信送给戚本禹修改，并特别交代秘书要告诉戚本禹，这封信是林彪的意思。戚本禹看了信，觉得‘这是大事’，不敢作主，于是找到陈伯达和关锋一起修改，最后，落款又不知怎么签上了江青的名字。”(董保存《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文革”初期的几员干将的结局
1966年8月底，在吴传启、林聿时主持的一次红卫兵联队主要负责人的会议上，吴传启拿出笔记本，说：“毛主席最近写了一张大字报，是批判刘少奇的。”接着，他就抑扬顿挫地将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读了一遍。这张大字报在当时属于绝密，可吴传启很快就拿到了，这显然是关锋传给他的。
有关戚本禹等文革之初几员大将的经历，另一位作者孟祥才的文章也做了详细介绍，并发表于《历史学家茶座》。
谈及学部的“文化大革命”，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是三个绕不过去的人物。1966～1967年，我同他们有些接触，记之如下。
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这三个人的大名，我读大学时就知道了。因为当时我对思想史和哲学史比较感兴趣，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三人用“撒人兴”（即三人行）的笔名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关哲学史的文章，口气大而霸气足，其中批判冯友兰的文章“量多而质高”。后来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告诉我，冯友兰在给他们讲课时承认，尽管他不完全同意关锋的观点，但认为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关锋的水平是最高的。关锋、林聿时合著的《庄子内篇的今译和诠释》曾是我读《庄子》的入门书，我一口气读过两遍。1966年3月至6月我被借调到《红旗》杂志工作时，关锋是该杂志的哲学史组组长。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去食堂吃中饭，一个《红旗》杂志的工作人员，指着一个瘦小且有点驼背的中年人对我说：“认识他吗？
他就是关锋。”我立即站住，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走进另一个餐厅。----在当时的中宣部机关食堂，司局级以上干部与其他干部的餐厅是分开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大人物。以后在中宣部大院还碰见过他两三次，但没有机会说话。在此期间，我读到他写的《论雷锋世界观的形成》和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被其高屋建瓴的气势和严密的逻辑力量所折服。
1966年7月17日下午，关锋和戚本禹等代表中央文革到学部，与时任学部工作组长的张际春一起研究传达陈伯达指示和为历史所造反派翻案的问题，我被召去，近距离地看到了关锋：他身材瘦小，面带病容，留着小平头，头发短到与光头差不多。架一副深度近视镜，由于吸烟太多，牙齿都熏得有点发黑了。但讲话声音洪亮，斩钉截铁，透出不容置疑的气势。当晚，他在历史所小礼堂主持了全所工作人员和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学部工作组领导参加的会议，当场宣读了陈伯达的三点指示：一、郦家驹立即停职反省；二、立即释放一切被关被斗的群众；三、切断尹达与历史所的一切联系。接着讲了如何做好善后工作，要求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思想和行动上转过来，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
此后，我还在几次群众大会上，远远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关锋。从1966年5月至1967年7月，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徐向前）、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关锋，经历了他一生红得发紫的意气昂昂、飞扬跋扈的岁月。
1967年5、6月份，王力、关锋、戚本禹几个人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前台人物，四处插手，今天封这一派为“革命左派”，明天宣布那个人代表“革命大方向”，支一派、压一派，搅得不少地方和单位派仗连连、武斗不断。他们的丑恶行径在群众中引起越来越大的反感。有些群众组织就贴出大字报、大标语，要把他们作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揪出来批倒批臭。他们可能也感到了逼近自身的危险。1967年7月1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在当时的中央宣传部教育楼小礼堂召开北京市一些单位造反派代表人物参加的会议。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都出席了。我坐在会场的中间，基本能看清他们几个人的面部表情。我发现关锋有点精神委顿，面色蜡黄。他讲话时也没有了昔日的霸气，不是鼓励人们如何同“走资派”进行斗争，而是批评“怀疑一切”的倾向。他说：“有些造反派，今天抓一个，明天抓一个，老觉着不过瘾，老想抓大的，看谁都有问题。这种怀疑一切的倾向是不对的。”戚本禹发言时，就直接提到有人反关锋的问题，他指着关锋说：“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造反派，反对关锋。我今天给他讲讲情，你看关锋这么瘦，你们反他干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关锋。到8月份，他就同王力、穆欣、赵易亚、林杰一起垮台了。
1980年代初，我随山东出版界的领导和一些出版社的编辑到德州开会，当晚德州地委一位副书记出面请与会代表吃饭。席间他谈到，前不久中央组织部派人来德州，商量将关锋一家安排在德州的事宜，因为德州是他的老家。组织部文件规定：一、关锋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有公民权，享受正司局级待遇，以此标准为他安排一套住房；二、不要以党政机关的名义宴请他；三、可以老朋友和同事的身份请他吃饭。德州方面同意后，关锋的妻子周英先来德州打探情况，因为德州还有关锋的前妻和儿女，周英认为两拨人马在一个地方容易闹矛盾，不方便。回京后，她找组织部，坚决要求留在北京。最后组织部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关锋一家也就留在了北京。关锋晚年在北京过着平静的生活，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又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
对他来说，这应该是最好的结局了。
吴传启、林聿时是学部哲学所的司局级干部。由于他们在“文革”前与关锋就是熟稔的老朋友，所以“文革”开始时他们能从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关锋那里得到最核心的机密，比一般人更能窥透当前的政治动向。凭着这一优势，他们于1966年5月23日率先贴出批判杨述《青春漫语》的大字报，一下子占领了学部造反舞台的制高点。之后一路狂扫，不到一个月，即将当时的学部领导关山复、张友渔、刘导生、姜君辰和安排在经济所做研究员的张闻天以及一大批司局级的干部打入“走资派”的行列。当其时，他们的攻势之凌厉，进攻目标之精准，真具有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之势。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有关锋甚至陈伯达、康生的幕后指导。其中5月26日，就有康生对学部运动的四点指示。这个指示是写在学部党委给上面的一份报告上：“一、贴大字报难道还要批准么？二、林聿时为什么不能贴大字报？三、学部的问题很多。四、哲学所的问题更多。”
6月中旬，吴传启、林聿时推出潘梓年作牌位，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权。这时，在各单位的呼吁下，中央开始向直属单位派出工作组，以代替各单位的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6月26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即与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相结合，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
7月中旬，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回到北京。7月26日，他下令撤销工作组，并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此后，学部开始批判工作组执行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事实是，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在学部领导运动的一个月里，所有的决策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都是参与的。可是不久他们就借批判“资反”路线之机大批工作组，说他们与工作组之间一直存在“路线斗争”。
在批判张际春的时候，吴传启、林聿时慷慨激昂地举出一系列的例子，说明他们在与工作组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张际春则坚决予以否认，认为他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路线斗争。他说：“所有的大事都是我们一起决定的，那时你们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怎么现在就有了路线斗争？”吴传启和林聿时在发言中说，在历史所的造反派受到尹达的镇压时，以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支持尹达一伙，他们则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张际春则说工作组与吴、林等一样都是支持尹达的。我当时参加大会，误认为吴、林说的是事实，还对他们心存感激。但后来，工作组的会议记录等材料曝光，证明吴、林说的全是精心编造的假话，他们与工作组在绝大多数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傅崇兰将此事告诉我以后，我对吴、林等人开始怀疑，觉得他们的品质有问题。不久，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使我大吃一惊：一天晚上，吴、林等人一起在近代史所开会，策划第二天的一个会议，准备对一个人进行批判斗争。我与另外二十多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二天开会时，参会的一个人突然站出来揭发林聿时，说昨天晚上林策划了一个大黑会，并将林讲的一段话原原本本复述出来，要求林作出答复。我这才明白这个人是对立面派出的一个“卧底”，他讲的完全是事实。我正为林聿时如何回答琢磨时，林不动声色地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你是造谣。”这个人马上将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谁坐在什么位置的情况都讲了，问林还有什么话说。林依然不动声色说：“你就是造谣！你根本就没有参加那次会！你说你参加了，谁能证明你参加了？”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除了这个“卧底”外，其他都是与林一派的人，自然谁也不会出来证明他的话是事实。
后来，传出林聿时对他的心腹之人传授的“政治斗争三原则”：“一、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二、谣言重复三遍就是真理。三、善于引导对手犯错误。”我逐渐觉得吴传启、林聿时的品质太坏太可怕，萌生了与他们决裂的念头。所以第二年4月傅崇兰与我们几个人商量与他们决裂时，我是没有任何犹豫的。
学部的运动进行到8月份，随着社会上红卫兵组织的蓬勃发展，吴、林等感到需要在学部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作为他们的工具，于是就由他们指定的年轻的造反派、哲学所的邹永图出来联络学部其他所同一派的组织，酝酿成立一个学部的红卫兵组织，得到了各所的赞同，于是在8月27日成立了学部的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学部红卫兵联队”。历史所文革小组指定我代表历史所参加这个组织。我记得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是：队长曹震中（近代史所）、副队长杜书瀛（文学所）、指导员邹永图，我被安排当了副指导员，同时兼任历史所红卫兵支队的队长。其实我参加这个组织的具体活动不多，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在所里协助傅崇兰组织一系列的活动。在学部，我们的对立面见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也很快拉起了一个叫“学部红卫兵总队”的组织，领导者叫总队长和教导员，这显然是要在名目上压我们一头。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吴传启，以后学部主要就是这两派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1966年8月底，在吴传启、林聿时主持的一次红卫兵联队主要负责人的会议上，吴传启拿出笔记本，说：“毛主席最近写了一张大字报，是批判刘少奇的。”接着，他就抑扬顿挫地将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读了一遍。这张大字报在当时属于绝密，可吴传启很快就拿到了，这显然是关锋传给他的。靠着关锋的支持，吴传启、林聿时利用红卫兵联队，同反对他的红卫兵总队进行着日益激烈的斗争。
总队的一个专门小组，查阅了吴传启的历史和大量文章，以各种形式揭发和宣扬他的“罪行”，将他定为“三反分子”穷追猛打。其中最要害的是吴在一次会上攻击大跃进的话：“裤子赔光了，还谈什么政治！”哲学所的保吴铁杆分子则针对总队提出的指控一一进行反驳。后来双方达成协议，于1966年的9月12日至17日，进行了七天的大会辩论，一对一发言，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声嘶力竭，唇枪舌剑。结果自然是谁也不服输。总队于是将吴的“罪行”材料抄成大字报，印成小字报，贴满北京城。重复最多的是吴的点睛之论“裤子赔光了，还谈什么政治！”一时间将吴搞得灰头土脸。
在辩论会进行的同时，吴传启、林聿时正通过关锋运作，要求陶铸出面保吴传启。9月20日，陶铸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发出了四点指示，中心内容是肯定吴是“革命左派”，“中央宣传部对他是信任和支持的”，但也指明，群众对吴的问题可以辩论。拿到陶铸的四点指示，吴、林如获至宝，立即印成传单广为散发。至此，明眼人都意识到，吴、林上面有“硬根子”，是不易扳倒的。此后，总队每况愈下，其中的不少群众纷纷“反戈一击”，站到了联队方面。
进入1966年12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抛出陶铸。最先得到内部信息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人于12月19日贴出批判陶铸的大字报，指控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样得到内部信息的吴、林立即紧紧跟上，指使联队到中宣部大院贴出“打倒陶铸”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蒙在鼓里的总队认为陶铸是当时中央的第四号人物，怎么也不应该打倒。于是也组织人到中宣部大院贴出“谁反对陶铸，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总队棋失一着，更加被动。吴、林对陶铸的垮台欣喜若狂，一面指使哲学所周景芳等50余人联名于12月23日贴出《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到底站在哪一边？
》的大字报，同时动员其他所也贴出攻击陶铸的大字报，大造声势；一面要联队出面，与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兵团等造反组织联合成立“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将批陶的旗帜牢牢抓在自己手上。
然而，这时的吴、林也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解释陶铸“九二〇”保吴的四点指示？因为在多数群众看来，这个指示是“吴、林与陶铸勾结的铁证”。其实，这种事的辩证在以耍笔杆子为职业，极尽翻云覆雨之能事的吴、林那里，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立即指使几个人贴出批判“四点指示”的大字报，硬说“四点指示”是“陶铸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明里保吴传启，实际上“支持总队继续整吴传启的黑材料”。
1967年初，吴传启、林聿时操纵联队，以打、砸、抢、抓、抄的血腥手段，将总队打垮，暂时实现了他们在学部的“一统天下”。紧接着，所谓大批判开始，吴、林利用他们与王、关、戚、穆欣、林杰等人的关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大量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出尽了风头。
不过，联队中对吴、林飞扬跋扈、颐指气使、专断独行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逐渐结合在一起，酝酿对他们展开新的斗争。1967年4月初，傅崇兰联合近代史研究所张德信、张海鹏，外国文学所吴元迈，经济所吴敬琏、黄范章，宗教所金易九、黄心川以及其他所对吴传启、林聿时不满的部分人，决心拉出队伍同吴、林对着干。为此，张显清和我都认为，在我们正式向林、吴发难前，我们应该向戚本禹写一份翔实的报告，说明他们的问题和我们不得已向他们发难的苦衷。由于我们所文革小组内部几个人和部分群众不同意与吴、林分裂，一旦我们发难，历史所的文革小组和我们一派的群众也就分裂了。这一点我们都充分估计到了。傅、张和我三人在分析了各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后，决心不惜分裂，带领一部分群众向吴、林发难。为此，我起草了一份翔实的报告，将吴、林的劣迹作了详尽的记述，希望戚本禹能支持我们的行动。报告送上去以后，我们立即给当时戚的秘书李斌城打电话，要他尽快将我们的报告让戚看到并表态。李说他已经将我们的报告放在送阅文件报告的第一份，戚第一眼就能看到。第二天，我们再打电话给李问情况，李说戚已经看到了，但脸色很难看，没有在你们的报告上批一个字。对戚的态度，我们三人进行分析，认为戚与关锋关系很好，而吴、林又是关执意支持的。关也知道戚一直支持我们。我们向吴、林发难，关可能怀疑是戚背后支持的，我们的行动使戚很作难。在这种情况下，戚不明确表态反对，我们就可以干了。
就这样，我们与吴、林一派分裂，另立了一个山头。被打垮的总队看到我们起而反对吴、林，也趁机再起，恢复活动。由于总队是一直反吴、林的，我们也拉队伍反吴、林，我们之间的斗争自然也就停止了。但我们两派并没有实现联合，原因一是总队此时对我们存有戒心，二是我们也觉得总队是“老保”，我们这些响当当的造反派羞于与他们为伍。至此，学部就分成了三大派。
既然造了吴、林的反，我们就要选一个突破口作为攻击的重点，思谋再三，就选了潘梓年。为什么选他作为突破口呢？一是因为他是学部的一号人物，在学部的副主任中级别最高，行政六级，一级研究员，排名仅在郭老之下，打倒他，影响大。二是因为他是吴、林的牌位，打倒他，吴、林就摆脱不了干系。三是他有叛徒的问题。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据社会上传来的一些材料，他是叛徒的可能性很大。当时全国正形成一个抓叛徒的热潮，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派是北京造反派中的“天”派，与以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为代表的“地”派对立，吴、林支持地派，天派自然想打倒他们。
北京大学的造反派一直宣称他们有打倒潘梓年的过硬材料。为同学部的林、吴作斗争，他们还组织了一个潘梓年专案组。我们于是通过各种关系与他们沟通，终于把他们掌握的材料弄到手。之后，傅崇兰安排我向我们一派的骨干分子们做了一次潘梓年问题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就凭这些材料也可以打倒潘梓年。于是我们这一派就在学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揭露批判潘梓年的大会，由我在会上详细介绍了潘的所谓叛变材料，使我们这一派人认为潘的叛徒问题是板上钉钉的铁案。我们这次大会后，吴、林并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击，只是在他们的骨干分子小范围内，由白钢介绍了潘的有关情况，结论是他不是叛徒。后来的事实说明，我们的材料是似是而非的，潘并不是叛徒。不过，由于吴、林在社会上到处插手，引起中央高层的注意，关锋就指示他们采取“龟缩”的策略，所以他们并没有大张旗鼓地为潘辩护，也没有对我们的“反叛”进行猛烈反击。
我们同吴、林分裂后，双方尽管互相敌视，但也没有打得死去活来。他们知道我们的后台是戚本禹，所以不敢对我们为之过甚；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后台是关锋，明白只要关锋不倒，他们也垮不了。我们虽然一时看不出将来的结果如何，但仍然坚持同吴、林的斗争。因为我们认准两点：一是潘的叛徒问题基本可以确定，二是吴、林是搞阴谋诡计的坏人。即使打不倒他们，我们也决不同他们为伍。
我们一派在集中力量揭露和批判潘梓年的同时，对吴传启和林聿时也写大字报进行揭露和批判。一天，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的黄宣民找到我，有点神秘地对我说，你看看这两本书。说着拿出苏联学者罗森·塔尔解释《资本论》的一部书和吴传启所著同样内容的一部书。他翻开两书，各找了两段，让我对比看一看。这两段文字基本相同。我问黄：“你认为吴传启的书抄了罗森·塔尔？”黄说：“我一年前就发现吴传启的书基本上是从罗森·塔尔那里抄来的，以前你们同吴传启站在一起，我不敢告诉你。现在你们反他了，我想这是打击他的很有力的炮弹。你看怎么办？”我说，立即写大字报揭发他，这对搞臭吴传启能起很大作用。黄建议我找几个人先写几张大字报贴出去，他准备整理一份将两书详细对比的资料油印，广泛散发。我同意黄的意见，就找了王宇信几个人写大字报，揭露了吴传启剽窃的丑行。
记得王宇信的大字报幽默地讥讽说：“我们建议吴传启干脆改名叫吴传·塔尔吧！”后来不少批判吴传启的大字报就称他为吴传·塔尔了。十多天后，黄宣民刻写的六七万字的罗森·塔尔、吴传启两书对比的材料油印出来，广为散发，这对解构吴传启的学者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1967年8月7日，王力对外交部的造反派讲话，煽动他们火烧北京的英国代办处，造成了重大的外交事件。毛主席下令将王力、关锋逮捕监禁。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立即出来大骂王力、关锋是隐藏在中央文革内部的“小爬虫”和“变色龙”，宣扬他们一贯同王、关作斗争。据说上边一开始准备将戚本禹与王、关同时端出来，是毛主席决定暂时将戚与王、关分割开来，以观后效。由于王、关被端出来，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以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由于我们一派是从“联队”一派中分化出来，而且支持我们的戚本禹又仍然在露面，所以原“联队”的群众都纷纷倒向我们，我们一派一时占了上风，达到我们这一派最辉煌的时期。一时间我们忙于收拾残局，一方面将原联队的头头看管起来，另一方面根据戚本禹传达的周总理指示协助二炮保卫部追捕在逃的吴传启、潘梓年等人。
不久，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被北京卫戍区收监，联队在各所的头头全都隔离审查。
为了清算他们的罪行，我们专门成立了专案组，主要成员有经济所的吴敬琏、黄范章，历史所的赵国华、陈有忠等。在我们一派表面上看来取得大胜的日子里，我的任务一是协助傅崇兰主持历史所的日常工作，二是组织批判林聿时、吴传启等的罪行。为此我写了大量的大字报。我一边起草，一边有三四个人为我抄成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全部贴到学部大院供人们阅览，同时供我们一派广播之用。我写的批判林聿时“政治斗争三原则”的大字报，我们的广播站一连播了三天。可以说在历史所参加“文革”的所有人中，我可能是写大字报数量最多的人之一。“文革”后，有一次开会时见到陈智超（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孙子），他还同我开玩笑说：“你调走后，我在一个办公室的抽屉里还发现打印过的你写的大字报，真多呀，满够出一个集子的了。”1980年代，吴传启、林聿时被从监狱放出来，“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使他们在北京平静地度过了最后的岁月。我想，当他们陷身囹圄的时候，可能压根儿就不会想到自己的晚景还有一抹如此美好的夕阳。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