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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新作发行 退休高官出书有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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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卸任常委之中笔耕最为勤奋的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再推力作,《李鹏论产业经济》近日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作为国家高层领导,他们的巨作把外人视作“黑箱”的政治掀开了一角,让人们可以一窥内幕。

该书收入了李鹏1981年至2010年间有关产业经济的报告、讲话、文章、批示等文稿,共178篇,约60万字,部分文稿为首次公开发表。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该书反映了李鹏参与国民经济中重要产业发展重大决策和实施的过程,客观展现了中国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历程和巨大成就,对于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领导人出书各有千秋

纵观领导人出书,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出书规格最高,著作多为工作文稿。根据公开资料,在2003年~2009年间,他共出版6本书籍,总发行字数为200多万。

李鹏则最勤于写书,所著书籍也是几位老常委中最多的,在2003年~2012年中出版多达8本,其中6本为日记系列,8本书籍共有700万字。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书虽然不多,但是发行量却很不错,其中《朱镕基答记者问》(四卷)2009年9月面世后的3个月中发行量就突破了130万册。发售第一天,便登上各大图书销售排行榜的首位,成为最畅销图书之一,还屡获各种奖项,并且被翻译成多语言版本。

同样拥有高人气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全国政协原主席李瑞环,他用通俗简洁的文风讲述哲学,2005年至今,共发行4部书籍,总字数300多万,全部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务实求理》在发行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销量达到20万册。

而退休后的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他的6部书主要偏向艺术领域,很少谈论政治。

综观几位老常委的书籍出版情况,选择的出版社多集中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和上海交大出版社等。还有些是例外,李鹏涉及三峡的书就给三峡出版社,涉及电力的就给电力出版社,李岚清涉及篆刻的书则给了西泠印社。

一位地方人民出版社的人士说,像这种老常委出书的资源都是各出版社争抢的对象,但通常获选的都是有一些人脉资源、之前建立了良好关系的出版社。

“中央出版社抢国家级的领导人作品,一些地方出版社则会争抢地方领导和省部级领导的作品。”上述人士曾给一位卸任的常务副部长出书做责编,但让她意外的是,这位老领导并没有领取稿费,反而给出版社一些赞助费。不过,最后出来的书反响有限,难以与中央前领导人的作品相提并论。以单部书籍发行量较高的《朱镕基答记者问》为例,由于是四卷本,定价达到196元(约合32美元),其码洋达到3亿元。按照通常作者的版税比例10%计算,稿费收入也达到3,000万(约合489万美元)左右。不过在《朱镕基答记者问》出版之前,朱镕基就明确表态,不管稿费多少,自己不拿一分钱,全部捐出去。

其实,这些出书的老领导多有捐稿费的传统:李鹏曾拿出300万(约合48.9万美元)稿费资助延安大学贫困生,设立了“李鹏----延安助学基金”;2005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李岚清也将新出版的两本著作的稿费全部捐赠给教育事业,发起成立了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李瑞环2010年也将他出版的《务实求理》所得稿费100万元(约合16.3万美元)捐给桑梓助学基金会,用于资助贫困学生;而吴官正也于2011年在山东大学设立昱鸿助学基金。

领导人出书的三种类型

《南风窗》杂志曾将领导人出的书分为三类,第一是重大政策的回顾,例如薄一波的《建国以来若干重大事件的回顾》一书。还比如李岚清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这是李岚清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作,由于作者既是改革开放初期许多重大历史决策的亲历者,也是决策者之一,特别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者之一,所以重点描述了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过程与前因后果,作者以自己的所知、所为、所见为素材,回顾了对外开放初期的有关重大事件,很多史料属首次披露。

第二类是领导者个人的决策历程,这一类书籍占了领导人所出书籍的绝大多数,也是风格迥异的,鲜明地反映了作者个体的执政风格,同时,也是比较细腻和具体而微地展现了政治决策的过程,更加带有“自我述职”的意味。

李鹏先后出版了5本日记,分别是《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和《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些日记反映了李鹏先后担任的职务和负责的工作,以日记的形式出书,到目前为止,还是独一份,这些日记翔实而又具体地描绘了许多重要的决策过程。

第三类则是与领导人的专业与个人兴趣爱好有关,例如江泽民先后出版的《中国能源问题研究》、《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翻译的《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就是与他个人的专业密切相关。李瑞环先后出版的《学哲学用哲学》、《辩证法随谈》和《务实求理》,李岚清的《李岚清音乐笔谈》和吴官正的《闲来笔潭》都与他们曾经担任的领导职务直接关系不大,只是与各自的专业或者兴趣爱好有关。领导人出书的深层原因

在西方国家,领导人在卸任之后出书已然成为了惯例,甚至是领导人获得收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奥巴马刚刚开始他的第二个任期,就已经与出版社签订了卸任后出版回忆录的合同。不过前领导人出书也不完全是出于领导人个人名利双收的考虑,更多的是因为民主政治的制度要求。作为民选的领导人,其权力完全来自于普通选民的授权,他们与人民大众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虽然他们已经卸任了,但是他们依然有道义上的责任向民众报告他们的所作所为,民众也不完全是抱着猎奇和研究的心态去阅读这些书籍。作为权力的委托方,虽然在投票之后,就没有多少渠道去约束他们的领导人,但是在领导人任期结束之后,他们就有权利去了解代理方是否忠实地履行了他们竞选时的承诺,是否履行了领导人的责任,虽然领导人已然卸任,但是通过这种了解,对于选民选择下一任领导人是非常有益的。

中国领导人的权力同样也是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因此,在其卸任之后,同样也有其道义上的责任向他们的权力委托方汇报他们的工作,包括决策的细节。所以,领导人的出书热被国内外的媒体解读为是带有明显“自我述职”的色彩。由于中国的政治运行机制的特点,除了每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党代会的报告,普通老百姓很难获得政治运行的详细信息,不用说国家层面的政治信息,就是地方的政治信息,民众也很难获得,这种信息不对称,对于权力委托方的人民来说,是很难真正去当家作主的,更谈不上有效地监督政府的工作了。

在这种背景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书获得人们的“热捧”,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是依然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这种出书不仅仅应该是国家领导人的个人行为,更应该作为一项制度。凡是担任过一把手的领导,不只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各部委办局的领导,各级地方的领导,只要其担负了人民所赋予的责任,都应该在其卸任之后,只要其内容不会危及国家安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应予公开的范围,就都可以出书公开,让政府的运作更加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使权力真正在制度的笼子里,这也是民主建设的一条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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