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徐梅／1977年8月6日，北京。全国科学教育工作会议已进行到第3天，邓小平还在听。参加会议的33位科学家和学者中，最年轻的武汉大学副教授、52岁的查全性坐不住了----他已经几年没上过课了，他鼓足勇气站起来，向主席力陈已持续7年的“推荐录取”招生方式的四大弊端，建议尽快恢复高考。话头一开，数学家吴文俊、光学家王大珩、化学家汪猷等人纷纷表示赞同，并对恢复高考的重要性作进一步的阐述。
倾听，沉思，邓小平随即拍板：高考一定要恢复！两个月后，关闭了10年的高考大门终于打开了，570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考场。对于他们来说，那一年高考的意义不言而喻，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那次高考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意味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此要逐渐走向诸神归位，意味着无序的社会就要回到常识，回归理性。
于是有了恢复常识后的这30年----30年间，国家的命运，和一届又一届大学生的命运，相互勾连、相互叠加，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通过对大学生命运的解读，来体会整个国家划过的轨迹。30年来，高考改变个人命运的讲述者，既有查建英、葛兆光、杨迎明、方铁姐弟这样考上大学77级、78级的下乡知青，也有今天迅速在市场中创造了自我价值的80后IT精英戴志康。
特殊年代给了77、78级大学生历史性的磨难与后来者再难享受的厚遇，他们中的许多人从田间地头走来，走到今天执掌中国命运的位置上；而今天人头攒动的人才集市上，更多的毕业生们正在为2000元的底薪激烈竞争。高考制度不断改革，大学扩招了，学费涨了，但人们对于高考却没有存着更高的期望，倒是骂声渐渐多了。媒体不断呼吁：大学生应该调整自己的就业预期，而失去了计划经济时代分配保障的大学生们，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心态：一些人愤怒、抱怨、满心失落；一些人却庆幸因此获得了选择的自由，并坚定地走上自己选定的道路。
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
今天的学生还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吗？在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弥漫的今天，我们难以代为作答。但我们又分明感觉到，无数个人的命运累积成国家的命运，而国家的命运又反过来作用于个人，无从逃避。文学、新闻两个专业的学生当时在校园出尽风头，“文学专业都是作家、诗人，飞扬跋扈，走出来脸都朝天看。新闻专业每个人都整得像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大记者。”
1978年春，18岁的北京姑娘查建英推着自行车站在北大南门外，望着校门上“北京大学”4个字愣了愣神儿。“特想掐自己一下。”回忆起29年前的那一天，查建英爽朗地笑出了声儿，“感觉自己前一天还在地里干活呢，怎么第二天就成大学生了，还是北大！”29岁的杨迎明没有她这么好的心情，锁上家门的时候，他甚至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恼。恢复高考前，他已经在北京市文化局工作两年，成了家，还有了一个女儿。
“高考只是试一试，没想到真考上了，通知书下来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儿，生活的惯性一下子被打破了。”身材高大的他拎着简单的行李走进32号宿舍楼，发现自己所在的班级绝大多数都是北京人，大家很快熟络起来。葛兆光一觉醒来，就先听到了走廊里咋咋呼呼的北京话。他坐在床上发了一会呆，定睛看了一眼周遭，谁也不认识。
他是前一天晚上从北京站被学校直接拉到32号楼的。一个人从贵州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咣啷咣啷的火车上，老母亲手捧着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的样子总在眼前浮现。如今，自己真的已经到了这个将要改变命运的地方。“但是未来究竟会怎样，在哪里，那时候并不清楚。”
他们的入学档案上都写着北京大学中文系77级，但分属于3个不同专业，查建英是文学专业，杨迎明是新闻专业，葛兆光则是古典文献专业。1977年冬，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全国共有570万考生参加冬季高考，其中绝大多数考生报考了文科，北京大学中文系是这些考生心中的太阳。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是当年高考的作文题目，对于查建英他们这些考生来说，那一年他们的确是在“战斗”。查建英在京郊中阿人民友好公社下辛堡村二队插队，“晒得特别黑，完全像村里人一样了”，农忙的时候，天不亮就起来，在地里一直干到什么都看不见才收工。“胶鞋被镰刀砍破了好几次，机械劳动，人都木了，脚趾头割破了都意识不到。”最累的时候，她连续几个月不来例假。
葛兆光“战斗”在贵州，在一个小县城的供销社当工人，常常下乡跑收购。1977年秋天，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直到忙完秋收采购，从乡下回到县城，才得到确认，“真的要恢复高考了！”他60年代初跟随父母从外贸部下放到贵州，“一家人的生活境况很差。那个年代没有人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憧憬”，恢复高考，像是晦暗人生里照进一道光。“也没敢抱太大希望，我只念完了初中，差得太多了！”
填报志愿的时候，十几岁的查建英只想念自己喜欢的专业，“我就想当作家，3个志愿，我都填跟这个职业相关的。”于是她填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葛兆光时年27岁，明白人生可能已没有太多机会，“数理化完全补不上来，只能学文科，能上北大中文系当然最好。”结果，北大中文系在贵州只有古典文献专业招生，“没有那么浪漫，不是你想学什么就能学什么。”
古典文献专业是干什么的呢？当时葛兆光完全不知道，“就知道肯定是读古书的。”杨迎明进北大，比他们都曲折。因为当兵时做过文书和宣传干事，他报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第一批录取结束后，他没收到通知，“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当时婚也结了，孩子也有了，没考上就没考上吧，继续过日子吧。”
葛兆光的目光不仅订着学问，也盯着外面的世界
过了些日子，忽然又来消息，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要扩招。本来已经平静的生活又激荡起来，有一天，居然真的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于是忙着安顿老婆孩子，办理离职手续。进校之后，他才知晓整个事情的原委。中央各新闻单位10年少有新人，首批招生结束后，他们强烈要求学校扩招。
主管当年新闻专业招生工作的秦硅老师今年已经79岁高龄，老人回忆说，系里接到张龙翔先生(时任北大副校长、主管当年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新闻专业扩招40名学生。“张龙翔思想很开明，特别强调不要太左，不要因为某些学生家长的一些所谓的历史问题，影响正常招生。”
查阅考生档案时，秦硅发现有些学生单论分数的话，“第一批就该录取了”，但是因为“祖父在台湾，父亲是右派”，或者“家里‘文革’中的问题还没弄清”等等原因，档案被搁置一边。“还有的学生档案里竟然放了很多他父亲的东西，我们在最后录取的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了。没必要搞这些。”
当年已经28岁的女考生刘鸿，孩子已经5岁了，虽然分数过线，但是第一批并没有被录取。得知秦硅和赵赜两位老师在崇文门一家小旅馆查看档案，进行第二批录取，她从所在工厂骑车找到赵赜，“她就说，这是她人生最后一次机会了，请老师给她这个机会。”“一个女同志，28岁的年龄，又有孩子了，这一年不录取她，下一年她参加考试的难度会更大。”就这样，刘鸿成为北大77级新闻专业的老大姐。
秦硅老师说，当年北大招生要求年龄在30岁以下，据他回忆，新闻专业70名学生中没有超龄的。查建英则记得文学专业年龄最长的叶君远比自己大了14岁，考试那年31岁，转年入校已经32岁了。“我们都特尊敬他，叫他老叶。”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1978年入校，1982年毕业，77级学生与整个中国社会共同感受着思想解冻、理想重建的冲击。
“刚进校那会儿，教材还没来得及更新，‘文革’之前的东西、‘文革’期间工农兵学员的东西，交织在一块儿。”教学内容虽未正本清源，北大课堂的自由之风已经恢复。包括杨迎明在内的年龄较大的学生，老师允许他们端着茶缸子上课，“坐在后面，上课还可以抽烟”。
头两年，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在一起上基础课和公共课。77级文学专业里有陈建功、黄蓓佳、王小平等一批入校前就小有名气的“业余作者”，他们不仅是本专业同学心中的榜样，对于新闻专业，乃至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而言，他们也是校园明星一级的人物。
葛兆光笑言文学、新闻两个专业的学生当时在校园出尽风头，“文学专业都是作家、诗人，飞扬跋扈，走出来脸都朝天看。新闻专业每个人都整得像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大记者。”而古典文献专业的人被戏称为“出土文物”，用杨迎明的话说，“很安静，3个专业的男生同住一栋楼，他们专业的几个宿舍永远没有声音。”
文学专业49人，新闻专业洋洋70人，葛兆光所在的古典文献专业男生14名，女生5名，是名副其实的小专业。“这个专业还特别怪，4年才招一次生。”上无师兄师姐，下无师弟师妹，古典文献的学生当真成了边缘人群。1982年毕业的时候，他们专业19人中半数以上考上了研究生，这个消息着实把其他专业的同学“震”了。
刚刚在复旦大学就任文史研究院院长的葛兆光说，当年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本科教育模式极其合理，“可以说是文史哲教育的理想路径。”“我们的功课很扎实，文学课跟中文系上，历史课跟历史系上，上哲学课到哲学系去。”古典文献专业课的教授，个个大名鼎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创始人之一阴法鲁先生(2002年去世)、长于唐宋辽金史研究的邓广铭先生(1998年去世)、专攻甲骨学与殷商史的裘锡圭先生、精于古代历史文物鉴定的史树青先生等等，都曾亲自给他们上课。
“老师们也憋了10年没好好给学生上课了，特别有热情。很多有名的先生甚至常常跑到我们学生宿舍去，两腿往床上一盘，就讲开了。”学生的刻苦和自觉至今为先生们称道。查建英到现在还记得班里有个叫宋红的女生，“有名地用功，天天在楼道里，一直看到半夜。”
图书馆，是比课堂更吸引他们的地方。新闻专业当时属于保密专业，学生得到特许，可以查看一些外刊，甚至被允许到总参三部礼堂观摩当时所谓的“内部影片”。“文革”时期关闭的外国小说阅览室被打开，允许普通专业学生本室阅览，但不可借出。禁书开禁，人满为患。
查建英和好朋友王小平几乎天天泡在那里，“好多世界名著都是在那里看的”。都是大部头，常常是看到关键时刻就要闭馆，回到宿舍惦记得不行，第二天再去。“我特羡慕王小平阅读速度快，一会儿就看完一本。我慢死了，特着急。”1979年文学社遍地开花，全国各地大学都兴起办报、办刊的热潮。杨迎明他们新闻专业办了一张《实报》，取新闻报道要“实事求是”之意，出了5期，以新闻评论为主。
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从报头到版花全是手写，全班同学的笔迹在上面都可以找到。主笔孙冰川被称为“辣椒主笔”，国际国内的大事小情没有他和同学们不敢评论的。杨迎明还参与了北大五四文学社社刊《未名湖》的编辑，“我们新闻系的几个人负责校内新闻和时评部分。”
查建英和另外两个文学专业的同学参与了《未名湖》文学部分的编辑。“忙极了当时，我们文学专业有本刊物叫《早晨》，还有一个全国大学生的联合刊物《这一代》，再有就是《未名湖》，我都参与了。”她在《未名湖》编辑部约见了师弟刘震云，“他当时写了一个小说，题目我忘掉了，写农村生活的，写得特别棒。王小平觉得还需要修改，我俩就挺当事儿的把他约过来谈。”
多年之后，刘震云还记得两个小师姐煞有介事地指导自己创作的情形。这期《未名湖》封面全黑，“有意跟当时到处红彤彤的氛围反着来，显得我们在思考。”除了刘震云的处女作，还发表了一篇校外来稿----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写的是一个残疾人真实且艰难的生活，好像还发了北岛的《幸福大街13号》，写一个疯人院里不为人知的故事。”
三角地也是大家的精神圣地，不仅校内各院系的油印刊物张贴在那里，就连社会上一些较有影响的诗社文学社，也都把那里当作了阵地。啊，北大三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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