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坂市长桥下关于慰安妇的言论，遭到了周边国家和美国的强烈反对。桥下于5月13日声称“战争中慰安妇制度是必要的”，他表示自己愿意与访日的前慰安妇会面，希望问问她“是如何当上慰安妇的”。此外他还向记者透露自己在５月初访问冲绳美军基地的时候，曾向接待他的美军高官建议“驻日美军充分利用日本的色情业”。面对来自各方的抗议和谴责，桥下在５月１９日仅仅对他“说了让人产生误解的话”表示道歉，但不收回自己的慰安妇言论。至于建议驻日美军利用色情业一事，桥下事后的辩解是“自己缺乏国际感觉（常识）”。
慰安妇问题是日韩之间的一个悬案。较长时期以来，日本采取拒不认账的强硬态度，声言“慰安妇不存在被日本军队强迫的问题”，希望韩国方面能“拿出证明日本军队强迫的证据”。韩国于２０１１年末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建了一座慰安妇塑像以示抗议。桥下关于慰安妇制度必要性和利用色情业的两番言论，也是玩弄偷换概念的把戏，企图把慰安妇诡辩曲解为日本的色情业从业者，日本政客否认日军历史罪行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争日韩口水战的上风、否认侵略战争非法性以推卸日本今天应该担负的责任，不如说是为将来进一步右倾化预留思想空间。 这起事件的背景是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右倾化内在需求。有着数百年武人执政历史传统的日本，试图成为拥有军队（而不仅仅是自卫队）的所谓正常国家，为最终摆脱美国控制铺路。自民党２０１２年底重新上台后，日本的右倾化趋势大大加速了。安倍政权上台前后，至少从“法律”、“思想”、“运作”三个层面为右倾化进一步松绑，企图实现右倾化道路上的质变。在“法律”层面上，制造舆论推动修宪，企图通过修改和平宪法，将自卫队升级为拥有交战权的国防军。在“思想”层面上，安倍试图以发表新谈话的形式，间接否定承认侵略和强迫慰安妇的“河野谈话”和“村上谈话”。以美化侵略战争的方式，彻底清除日本右翼势力所谓“自虐史观”对国民的影响。在实际“运作”层面上，积极谋求修改宪法解释，试图允许行使“集体防卫权”，在加强与美军配合的过程中锻炼壮大自卫队。此外安倍政权继续发酵钓鱼岛危机，以“拒绝承认中日之间存在领土纠纷”的巧妙方式，抹杀中日之间就此进行交涉的可能，通过有意营造一个“日本安全环境恶化”的假象，欺骗美国同意其右倾化的种种做法。需要指出的一句题外话是，日本不可能为了“与中国争一个面子”，而将自己国家大量的在华商业利益和投资置于危险之中，因为下多大的赌注就必然期待多大的回报。而且自己首先挑起纠纷而后拒绝外交交涉，根本不可能是为争面子。 桥下的言论让人极度厌恶，令人极度失望。为什么律师出身的大坂市现任市长，言行如此缺乏基本常识，不符合基本道德要求呢？让我们试着从日本文化中寻找部分根源。容易使人产生困惑之处是，日本在历史上学习吸收了大量中国文化，与中国相似的地方很多。但日本文化还是存在着异于古代或现代中国的独特之处。今天的日本是一个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社会，从东西方文明分别吸收了一部分文化和社会伦理。从中华文明，日本取的是“礼”，但不取“仁”。从西方文明，日本取的是“法制”，但不取“宗教”。在社会伦理层面上，日本是一个重视礼仪、礼貌、规矩，轻视仁义、道德的社会。
《菊与刀》一书有这样一段深刻论述： 【在中国，比“忠”和“孝”这两种美德更崇高的是“仁”．．．如果统治者不仁，人民就可以揭竿而起。效忠与否，完全取决于仁与不仁。．．．中国伦理观点的核心一直未被日本所接受。．．．即使作为学说也从来没有被完全接受过。．．．事实上在日本“仁”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道德，不可与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同日而语。．．．“仁”被彻底地剔除于日本的道德体系，因此它仅是指在法律范围之外做的某种事儿。．．．“行仁义”还在“法律范围之外”的另一种意义上使用，它被用来形容地痞流氓之间的感情。】 日本不取“仁”显然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我们知道“礼”是具有等级性质的社会行为规范，是一种对个人行为的“外部约束”，这正是日本产生强烈“耻文化”的原因。而“仁”重视内心的自律，是一种对个人行为的“内部约束”。一个在社会伦理上重视“内部约束”的社会，对社会现象和事物的最终判断和评价权，在每一个个人的心中。一个重视“外部约束”的社会，其最终的裁断和评价权掌握在社会上层、既规则制定者的手中。与此类似，西方文化中的“法制”精神，也可以归类为“外部约束”，基督教“宗教”信仰则属于“内部约束”。进一步而言，“礼”对个人行为的规范，会随场合和对方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变化，因此日本人很强调“立场”。与“礼”的这种变化的柔性不同，“仁”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是具有一般性的刚性原则。偏重“礼”抑制“仁”的社会伦理显然是不平衡的，这导致了日本社会强烈的等级意识和对上级的绝对服从精神，而这种盲从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根源之一。 可能正是这样一种失衡的社会伦理对个人的塑造，日本人轻视空泛的一般性原则，重视一个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重视事情发展的结果，特别具有务实精神。曾经获得过意大利共和国功勋勋章、日本文化功劳者奖、紫绶褒章等众多荣誉的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在她的《罗马人的故事》丛书第一册的小结部分，就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一理念，认为“热衷追求这一理念的民族没有能够实现它，反而是选择了相反生活方式的民族却部分的实现了它”（这句话很像是为日本今天的经济成功做辩护，尽管日本被认为是一个高度等级化的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作者甚至认为“２０世纪末的纷乱乃是受害于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就在５月２２日，东京都的猪濑知事提议为了让“东京的金融市场在世界上最早开始交易”，他建议“把日本的标准时间提前两个小时”。我们也能看出这个想法本质上是：重视一个“较为具体的目的”，而轻视一个更为“广泛的原则”。实际上日本人并非不懂道义这类空泛的原则，关于“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和“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问题”，不论是日本媒体还是政客，他们的言论都是既符合自己的现实利益，又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俗话说“百年树人”，日本培养的政客们恐怕还要继续让我们失望很长一段时间。 陈傼 分析日本改宪的后果和时机 分析日本民主党政权外交的摇摆和基调--之1 从民主党政权外交的摇摆，看日本的战略目标 钓鱼岛危机的背后，是日本的冷战记忆和大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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