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谈到武汉市里的混乱，谈到“百万雄师”和部分军人的游行及情绪，分析社会的复杂性，特别是用毛泽东“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说服毛泽东。拖到晚八点，杨成武说一句带兵打仗的话：“主席，你多次讲过，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武汉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看清，能解决的，‘旁观者清’，离开一下，可以从容调查解决。”
毛泽东无语。他忽然记起那部“大书”上的话：“人主时为微行以避恶鬼。”
周恩来见毛泽东不再说反对话，便及时上前：“主席，中央的同志都主张你暂时离开武汉，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为党负责，为国家负责，就这样决定吧。”
“那好吧。”毛泽东终于同意，“我到上海。”
杨成武忙问：“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
“天上。”毛泽东定下决心。
众人松口气，忙做走的准备。这已是晚八点多。
据当事人说，半夜后，总理从主席处回来，吃过饭躺下睡了。不久周起来，问张根成那里有安静点的电话可以用，要找孔庆德副司令；张答在楼下有电话，带周找到电话。周接通孔，问“到了没有”，孔答“早就到了”，周生气说：“我跟你交代什么啊！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这个人这时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孔作解释，与周汇报军区安排。周说“算了！到了就好，到了就好”！放下电话，一拍手（周轻松愉快时的习惯动作）说“到了就好了，睡觉”！刘、孔保证落实了中央安排，周落实了在武汉军区和空军的保护下转移毛泽东的措施，而且，空军政委余立金及秘书也落实了“空中走”的方案与工具，周恩来一阵轻松，拍手称好，这样周才真正安心睡了（19日凌晨他回到北京以来，两天两夜一直没有时间真正休息一下）。
周恩来20日再次赴汉的主要任务之一完成了（《东湖风云录》，P250）。
据《微行》一书描述：
凌晨3点。夜缥缈，人朦胧，车队出发。杨成武全身戎装，率警卫参谋乘吉斯车驱车走在最前，毛泽东的吉斯车紧随其后，然后是高度戒备的警卫部队乘坐的大卡车。车开得迅如疾风，警卫车几乎跟不上。幸亏夜深，街上已无游行队伍，没有发生意外情况，顺利驶达王家墩机场。
机场并不像吴法宪报告的那样，没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造反”的军人。毛泽东的专列静悄悄地停在机场旁。
杨成武跳下车快步奔向毛泽东的汽车，护送毛泽东登上专列。
吴法宪则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
“在武汉那边，负责送毛泽东到机场的是刘丰。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一点多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刘丰找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用一辆吉普车把毛泽东和汪东兴秘密送到王家墩机场。与此同时，杨成武和李作鹏则走另外一条小路，差不多也同时到达机场。凌晨两点，毛泽东等人乘坐的飞机从王家墩机场起飞。当时，我一直在指挥所里坐阵指挥，直到毛泽东等人乘坐的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安全落地，我才松了一口气，离开指挥所。”（《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88页）吴本人虽然不在武汉，但他身在指挥所，对毛赴机场的各种信息都能及时掌握，其说法未可忽视。
据说，毛泽东到上海后，亲自打电话把陈再道骂了一顿：“你是陈司令吗？我告诉你，我毛泽东还活着。我正式命令你和钟汉华同志，无论如何给我把王力找回来，否则，惟你是问！……什么？你也挨打了？百万雄师还敢打你这位堂堂的陈司令吗？不管怎样，我毛泽东向你要人！”（戴维堤《震惊世界的武汉“七二零”事件》）
陈再道的说法是：“毛主席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好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的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毛泽东在湖北》，第24页）。按陈的本意，“他们”是指写了劝毛离开武汉那封信的林彪、江青。但劝毛离开武汉是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的一致意见，周恩来、谢富治、余立金等人为其安全转移耗费了大量心血。从周恩来及护送部队在21日不得不化装成“百万雄师”，一路高呼拥护“百万雄师”的口号，才蒙骗过满大街手持武器的“百万雄师”成员，顺利到达机场的情况看，当时的武汉当时确已成凶险之地。毛泽东相信陈再道不会搞兵变，这个判断没有错。但并不意味着陈再道手下的人不搞兵变。独立师官兵手持武器，冲击中央代表团驻地，迫使团长、副团长出面改变已有决议，甚至绑架、殴打代表团成员，从某种意义上说，难逃兵变嫌疑，且直接威胁到住在梅岭一号的毛泽东的安全，迫使他不得不在大家的劝说，极不情愿地离开武汉，难以了却畅游长江的愿望。
在完成转移毛泽东的头等大事之后，周恩来开始频频过问被绑架的王力下落。他亲自要求陈再道找到王力，陈仍表示无能为力；又通过孔副司令、叶副政委去找。孔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却不见了踪影。周几乎是怒吼地说：“不行！你们设法把他找回来”（《一代将星孔庆德》，第434页）。21日早上，他命令刘丰亲自去找。后来，刘丰汇报王力已经在29师找到，高兴地拍着手笑着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29日傍晚，周恩来同北京全体来员在百花一号一块吃了晚饭，又让北航井岗山、吴介之同学陪着他去湖边散散步。
井岗山至今还记得周恩来说：“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又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徐海亮《东湖风云录》，第260页）。
7月22日凌晨，李作鹏、王力、刘丰等人，周总理、谢富治一行先后从武空司令部、东湖宾馆赶到山坡机场。凌晨5点，专机从山坡机场飞到王家墩机场。在机场，周恩来召集李作鹏、武汉军区孔庆德、叶明，武空刘丰等开会，由孔庆德暂时主持军区工作，由武空命令空15军机关带直属队和第44师赶赴武汉执行三支两军任务，进驻水院、武测、华工、湖大、武大等学校和武钢。下午两点多，周、谢、王、李等分头登机回京。
据陈再道《武汉“七二零事件”始末》一文回忆，22日早上，他想请示总理还有什么事情要办，宾馆里周住处负责接待同志才告诉他，毛主席已经走了，总理也离开了东湖。
事件中几个重要人物后来的结局令人意想不到：负了伤的王力回京，在群众大会上受到“英雄凯旋”般的礼遇，但很快就身陷囹圄，在秦城监狱苦度岁月。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以及后来升为武汉军区政委的刘丰在“9·13”事件之后都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下场同样悲惨。“七二〇”事件后来被淡化，陈再道于1972年被“解放”，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从一定意义上说，武汉东湖毛泽东故居是毛泽东时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一本“袖珍读本”，反映出来的信息极为丰富，也颇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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