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析指,香港社会现在处于一种颇为奇怪的状态----激动的两端完全沉醉于你一言我一语的抗衡活动之中,其亢奋之情令大家都忽略了主流、大众。要将中间的大众引入“政治社会”,以“非常”手段,扩大制度化的民主,才可以释放中间大众的能量,平衡亢奋的两端。在香港,公投可能是最有效的“维稳”机制。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新力量网络主席吕大乐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我完全可以想象,很多读者会对本文的结论,嗤之以鼻。要破解当前香港社会的困局,又怎可能依靠一种较“占领中环”更要“非常”的手段呢?而就算有此可能,北京又岂会接受? 但请让我解释。
香港是一处很有趣的地方,它的“政治社会”(尤其是媒体所呈现出来的“政治社会”)跟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并不一致。直接的说,在政治领域里----无论是制度内或制度外----场面十分热闹,争议不绝,而且壁垒分明,各持己见,各不相让。但在日常生活之中,情况又并非如此。这并不是说市民对特区施政大致上感到满意,事实上刚好相反,他们不会积极支持梁振英政府,但同时也不觉只要是站在政府对立面的,都一定正确。这一类意见并未有在政治社会里找到代言人。
究竟如何理解在日常生活状态之中的香港市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偏偏就是没有太多人对它感到兴趣。
那是一种什么形态的撕裂
举一个例:近期“香港社会已出现撕裂的状态”、“这样做会撕裂香港”、“撕裂社会”、“社会撕裂”之类的字句,每日见诸新闻报道,各界市民(由著名的时事评论员到打电话到电台发表意见的听众)人人琅琅上口,但却很少人尝试描写或解释,那是一种什么形态的撕裂:是各占5至10%代表性的左右两端愈演愈激动?是市民之间意见分歧,难以产生所谓的共识?是(政府的及文化规范意义上的)权威衰落,以至旧有秩序、处事方式、言论,以至价值观出现明显的转变?还是情已经严重到一种状态,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人都需要表达出自己的政治立场、主张,排斥异己?所谓的撕裂,是处于两端的社会人士各执一词,要斗个你死我活?还是整个社会已分裂为两块,非左即右,再没有中间、“不知道”、“无意见”、“对各种意见均不赞同”、中立、未有态度呢?
对于“社会撕裂”(如果这确实是目前最适合用来形容香港社会的字句),谈论的很多,但却好像没有人能通过研究及客观分析,充分掌握当前社会的状态。我可以想象,梁振英政府领导层会觉得社会趋向撕裂;当他们的社会支持愈来愈薄弱,而支持者的背景与取向亦开始“归边”的时候,一众政治领导觉得社会走向撕裂,作为个人在心理上的自卫,这可以理解。至于有社会人士以正道自居,认为邪说横行,以为这就是社会撕裂,也不难理解;既然已将自己定为中心,周边的人很容易就成为“异己”,是非的对立就更加明显,同时也就会倾向于将社会看待为处于撕裂的状态。又或者有很多对特区政府提出尖锐批评的社会人士,惯性地在总结发言时,随便的一句“社会撕裂”,以加强其批评的语气,这是常见的技巧,在舌剑唇枪的过程中,使用于打击对手之上,这也是可以明白的。但以上的例子,是感受多于有实证基础的分析与判断。他们抛出“社会撕裂”一词(有时是对社会状态的描述,有时是对人的指摘,批评别人的言论或做法会产生分化的效果)的时候,大多没有想清楚其深层的含义。一时之间,“社会撕裂”横飞,那又的确有助于形成一种社会气氛,令大家都觉得这个社会严重分化,各走极端。
问题是:以“社会撕裂”来理解目前香港社会的状态,并沿着这个思路来分析问题,并进一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会帮助我们对准焦点和对症下药吗?
社会未真正处于撕裂状态
坦白说,我手上也没有任何系统的调查数据或深入的研究数据,来准确判断究竟现时香港社会正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但我敢肯定的是,在作出香港社会出现了一种撕裂状态的结论之前,我们应先思考一下,这个社会存在什么张力、裂缝?(如果真的出现社会撕裂)是一种什么形态的撕裂?而凭我的观察,现时的所谓撕裂,并不是在某一种矛盾(如中港矛盾)或某一个议题(如政制改革)之上,出现一种只有赞成或者反对的处境,并且令个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转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人都需要在平日的生活中表态。我个人认为,若从一个社会整体的高度来看,香港社会还未真真正正的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无可否认,现在不少市民容易表现激动,在某些议题上有十分坚定的立场,没有妥协的空间。与此同时,在他们的对面,也出现了另一群激动分子。两个阵营互向对方宣战,火爆场面时有发生。但当我们不为那些火爆的镜头分散注意力时,冷静的想一下:那两个阵营代表市民中的大多数吗?事实上,属于那两个阵营的社会人士,也绝不会甘心随波逐流,做那面目模糊的大多数的一分子。他们要比整个社会跑得更前,唤醒沉睡的群众。所以,对那处于两端的活跃分子而言,他们也无意去代表大众。
挤在社会中间的大众,当然会因为他们的阶级、性别等社会背景因素,而令他们在一些切身的利益上,有不一致的看法。但经过了16年特区管治,他们受外在环境的冲击,渐生两点相近的看法。一是疏离于特区政府。他们不一定对政府的政策特别不满,但也不会是积极的支持者。特区政府很希望争取这一群市民的支持,可是一直未有成功。二是觉得“政治社会”令人烦厌。自九七回归以来,时有调查显示,市民对特区政府和立法会议员的评分同步下跌,所反映出来的就是这种感觉。而对于社会两端的激动分子,他们不但敬而远之,而且深感不安。中间的大众 不会提出太多要求的一群
以上这一批中间的大众,其实是不会提出太多要求的一群----他们从没有想过要翻天覆地的大变,只是觉得政府应体察民情,要做好最基本的;他们对内地很多人和事,以至做事作风,都很有意见,可是他们从未想过(也没有准备)跟北京玩一次“沙蟹”;他们对民主有期望,但底线相当松动,没有非此不可的要求。直接的说,只要特区政府及外界各方力量不诸多骚扰,他们不会多管闲事。
很多政党都在选举过程中打过这批中间大众的主意,但却从没有一个真正成为了他们在“政治社会”的代言人。这里原因颇为复杂,其中一点是“政治社会”的运作自有一套逻辑,令政党不会将中间大众的意见反映出来。对泛民政党而言,中间大众在政治问题上太容易妥协,若以代表他们的诉求为己任,肯定会被批评为对民主缺乏坚持。对亲建制政党而言,则中间大众又不是对民主没有期望,要讨好他们的话又恐防会触及北京的底线,于是又不会争取为他们代言。所以,在香港的“政治社会”没有中间大众的声音。
这是目前香港政局中最吊诡的地方。一方面,社会上存在一大批愿意见到中间选择的大众,但他们的声音与诉求,基本上没有机会影响“政治社会”的讨论。另一方面,“政治社会”的激烈辩论各走极端,各自以动员的方式来壮大政治力量,没打算将社会上不同的取向和要求都纳入其中。
争取民主的阵营基本上已演化为一场道德运动,以追求政治纯洁性为最高目标,难容中间落墨的空间。而尝试抗衡民主阵营的广义建制派,则一早锁定以“反占中”作为目标,集中搞针对性的行动,而不是真正面向广大市民,争取一个港人会认同的改革方案。在这样的政治舞台上,两大阵营(因为都以为已知道应该提出什么政治要求)各自按其原来自己手上的剧本演下去,而不是回到社会里发现市民的要求。
而更吊诡的是,“政治社会”里的两大阵营无论各自得出任何结论,既不能说服对方,同时亦不可能被视为社会的共识。它们双方过分集中在抗衡对方的主张,而忘记了最基本的一点----这是由香港人来决定的政治发展,市民大众的想法比任何东西都来得重要。
来一次严肃的全民公投吧!
我要提出的是:来一次严肃的全民公投吧!以公投的形式来决定香港的政制发展!
我清楚知道,对很多人来说,这样的建议基本上犯禁,万万不可。但我的考虑建基于两点之上。首先,现时香港社会无法处理分歧,原因在于现存的政治程序本身经常受到质疑与挑战(由功能组别的存在到特首的小圈子选举),无法在制度之内达成一个大家都要接受的结果。而在特区政府的权威已低无可低的情况下,平常制度内解决问题的能力,差不多已消失得八八九九。再期望梁振英政府可以什么重建社会共识,基本上是浪费时间(而他本人大概也知道营造共识无望,近期也开始改变策略,以反击、动员为手段了)。现在,我们的政治系统最为明显的问题在于所有争拗都是翻来覆去,没完没了。用全民公投这种“非常”程序的目的,也不在于重建共识;任何人提出这样承诺的,都是虚伪和对现实缺乏认识。公投不会消除分歧,也不会令市民忽然相互了解,但它是一次难以挑战其权威性的决策过程,无论结果如何,正反双方都要接受市民的决定,暂时停战。当然,其它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公投也不是一了百了。但它的好处是能够将争论叫停,令市民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无论如何不情愿)接受一个决定。
第二、以香港目前的政治环境,是两端主导了整个讨论,令介乎中间的不同可能性,连要列入议程,成为考虑之列都有困难。全民公投作为一个大民主的程序,至少要提供不同的选择,令中间的意见可以现身于我们的“政治社会”。虽然在推动公投的过程,必然会出现一次大动员,但到最终个人参与的时候,却只是一种低成本和低风险的、简单得只需要去投票的政治参与形式。对很多中间大众而言,他们既没有想过洒热血,也不打算付出这样的代价。他们期望中间的意见受到重视,但不会认同某些政治动员式的发声运动。如上文提到,他们觉得“政治社会”的环境与气氛日趋烦厌,绝不想卷入其中,参与指骂。一种低成本和低风险的政治参与才合他们的口胃。所以,同样是很吊诡的,是在一次“非常”的大民主过程,我们才最有机会见到平日不怎么样的中间大众,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出来“维稳”。
释放中间大众的能量 平衡亢奋的两端笔走至此,北京一定会觉得上述建议有一种“搞局”的意图,公投大门一经打开,将来还得了?建制派可能会觉得这里一定有些什么潜台词,既然北京不会接受,也就没有必要认真对待。至于激动的运动派,这可能会被视为转移视线的诱敌陷阱,还是继续运动好了。以上三大势力若有此反应,乃合情合理,也是预算之内。本文的目的,旨在呈现出现时香港社会一种颇为奇怪的状态----激动的两端完全沉醉于你一言我一语的抗衡活动之中,其亢奋之情令大家都忽略了主流、大众。要将中间的大众引入“政治社会”,不可能靠另一个新的运动或大规模动员。反之,以“非常”手段,扩大制度化的民主,才可以释放中间大众的能量,平衡亢奋的两端。
在香港,公投可能是最有效的“维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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