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毛泽东想通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检讨，进而把林彪揪出来的战术，周恩来也是极力配合，不断催促他们做检讨，其中不乏以自己也做过检讨来劝说。后来毛泽东果然在叶群的检讨上做出严厉的批评。当初搞刘少奇，不也是先从王光美入手么？
更为明显的是周恩来对待林彪本人的态度的转变。林彪被明确树立为接班人之后，如果毛、林、周等国家领导人依次而出会见内宾和外宾时，周恩来总是将随行的人有意压后几步，以突出毛、林二人。这在文革历史纪录片中是可以看到这个细节的。周恩来为了突出林彪，当其和林彪一起对公众讲话时，也刻意注意突出林彪。例如在1966年的“818”讲话中，林彪先讲，周恩来随后。周恩来特意在呼喊“毛主席万岁”时比林彪少喊一个。林彪喊了三个而周恩来只喊两个。
1970年12月份，毛泽东以下发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同斯诺的谈话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毛泽东说：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为了配合毛泽东的攻势，在1971年1月26日，周恩来找出中共中央1966年8月和1967年12月所发两份文件，其中周恩来在1966年8月4日中央批准同意陶铸的报告上写到：“此件不因人废言，因为是主席的指示，中央批准的，必须严格执行。”周恩来又在原报告所写“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即‘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等）。
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照主席的指示办”处批注：“照毛主席思想，主要不是谦逊，而是不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无止境的，永远不能说‘顶峰’，说‘最高最活’。”周恩来还在在逐段批注时特意注明：“林副主席在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当时，为反对刘少奇的不提而对抗毛泽东思想，用此提法，有鼓舞全党全军全国人心，打击刘少奇反动气焰的必要性。”
洞察出此间奥妙的周恩来，在1971年2月18日，将外交部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送毛泽东阅。简报第四条反映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这两段史实提出意见，认为这样讲外国人不容易理解。毛泽东批示：“第（四）条说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然而此事的始作俑者就是周恩来，一年多以前的“九大”上，周恩来在大会重点发言中公开宣称“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当时周恩来这个不“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的发言，吓得林彪赶紧打断周恩来的话，说：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完了，没有今天。还当场哭了起来。其中引人瞩目的是，周恩来在1971年5月10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讲述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周恩来在讲述“井冈山会师”时说：“当时林彪是个连长，陈毅同志是个团的党支部书记。”在这里，周恩来丝毫不再提毛林会师一事，而且把当时仍然为右派代表的陈毅作为林彪的上级讲出，这与当初周恩来极力对林彪的吹捧形成鲜明的对比。更为惊讶的是，周恩来再谈话中表扬了邓小平。
在1971年8月，周恩来对一幅准备对外发表的画有毛泽东、林彪在一起的题为《遵义会议》的油画批示道：“这是违反历史事实，应予否定。”这实际上是在否定谁呢？
到1974年杨成武复出的时候，周恩来说：“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罗瑞卿解除“监护”后，周恩来也曾让邓颖超捎话给罗瑞卿，希望他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身上，把一切功劳归于毛主席。
三、九一三事件
1．事件突然爆发
笔者认为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竟然对毛的禁脔张春桥下手，而响应者尽然群势汹汹，形成潮流，“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使毛泽东深感忧虑，于是拿掉林彪成为必然之举。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步步紧逼下，尽管周恩来一再劝说，林彪还是没有行动起来，公开认错，主动让位。
7月10日，毛泽东向陪同周恩来前来汇报的熊向晖了解黄永胜等人在总参谋部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后，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周恩来对熊向晖说：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陈长江回忆主席对接班人林彪越来越不满。到1971年8月，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顶点。谢静宜的丈夫苏某在空军机要局，通过谢静宜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主席决定南巡，行前主席说，我就不相信，这些司令员们跟着林彪走。难道解放军都会造反？还是那句老话，如果解放军不听指挥，我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
8月5日，叶群身体不适回到北京检查。
8月6日晚，邱会作带夫人胡敏来到毛家湾，谈到深夜。周恩来特意打电话问候，听说叶群正在接待客人，马上追问是那些客人。
8月9日周恩来陪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临行前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安排中央日常工作，并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告（王）海容（毛泽东的侄女）转告。1972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说，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文件发给军事系统60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扣住了，只发了7份，传达范围非常狭窄。去年7月被毛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打招呼，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南巡时说，批陈整风汇报会，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摀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这说明周恩来清楚毛泽东的意图：毛泽东在南巡中的一系列行动，其矛头都是对准林彪的，显示出毛已下决心将林彪的问题端出来，彻底解决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实际上，毛在南巡前已向周恩来打了招呼，其行踪也只有周一人知晓，周对此心知肚明，密切予以配合。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同沿途党、政、军负责人谈话，讲述党内路线斗争历史，批评并揭露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以及背后支持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活动。另一方面，周恩来年8月16日和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乘火车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并告诉林彪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
一方面周恩来于9月10日请示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补选几名中央委员等事宜。毛泽东批，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另一方面，“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黄、吴、李、邱均有重任，黄为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等也是副总理，李、邱也是副总理；吴是副委员长，只是大家不理解，主席为什么要康生当委员长，而不让朱老总当委员长，总理还叮嘱这几个将军在会上不要再议，不要放炮，主意不是他们几个的。
笔者认为，此举措完全是想稳住黄永胜等人，不要把黄永胜等人真的逼向林彪，让林成为“孤家寡人”。虽然诚如后来黄永胜说我虽然忠于林彪，但是更忠于毛主席。但是毛自己确要小心行事，犹如文革初要把北京城变为“水晶球”一样才敢回到北京。但是一旦将林彪拿下，一向号称“死了张屠户，不吃混毛猪”的毛，是不会留用黄永胜等人的。当初杨成武倒台之后，叶剑英等人遭到毛的抛弃，也是此种原因，无非叶剑英是和杨成武都是踩着罗瑞卿的肩膀上来的罢了，更何况在“文革”中同林彪一起对抗过江青的黄永胜等人呢？况且党内的斗争模式早已固定，等着你腾出位置的人和你曾经整过的人，正眼巴巴看着你倒霉，早已经准备好大石头了！周恩来对于南巡中的毛泽东保持着“热线”联络。毛泽东向周交代林可能会被他逼得狗急跳墙。9月3日，在南方陪同毛泽东巡视的汪东兴，将经毛泽东阅改过的他和华国锋追记毛泽东沿途谈话内容稿专送周恩来处。9月11日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前往长沙听毛谈话后返京的华国锋谈话。9月12日，毛泽东火速回京。毛泽东的专列路过济南的时候，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给周恩来打了个电话，汇报了专列离开济南的时间。
当夜九一三事件爆发。
林彪的飞机还没有起飞，周恩来对李德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林彪“要逃”！叶群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夜行不安全，而且说要去看望林彪！叶群急忙推辞。当周恩来得知有飞机在北戴河机场，连续采取了以下关键措施：
（1）周恩来叮嘱吴法宪如果叶群来电话要去调飞机，则不能答应，说要先请示我才可。吴法宪照做了。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吴法宪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做决定，要请示总理。这可是原先没有的事！叶群接着打电话找黄永胜，但是黄永胜被周恩来“留在”人民大会堂了！叶群找不到黄永胜，这才慌了！叶群急忙冲向林彪的卧室：首长，黄吴李邱被（周）抓了，现在就要派人来抓你了！
（2）周恩来同叶群讲完电话后，在凌晨零时左右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告诉了毛泽东，并且随后毛泽东就搬到人民大会堂。
（3）当林彪的座车大红旗从其驻地冲向北戴河机场时，8314部队中队队长肖奇明开枪射击，击中大红旗后座玻璃上。事后周恩来还表扬了肖奇明，枪开的好！
无论叶群一方还是毛、周一方，都相互把对方当成了敌人！
当天晚上，周恩来还告诉了李作鹏一条奇怪的命令－一道命令把黄、吴、李都绕进去了！当叶群和周恩来通电话时，叶群对周说林彪要“动一动”，是“天上动”。周恩来先以夜航不安全为由加以劝阻后，随即令李作鹏：山海关机场的专机不要动，要动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一起下令才能放飞，但是后来则称李作鹏将此命令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虽然后来李作鹏回忆说：9月12日晚上在海军大院，周恩来给他打电话，让他通知山海关海军机场。这个关于三叉戟的电话是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的，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李作鹏夫人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恩来肯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以后审理“两案”时说李作鹏说一人让起飞就起飞，而李作鹏坚持说他说的是四人让起飞才起飞，他没有篡改。其实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不重要。如果要拦堵飞机，周恩来可以直接通知机场。周恩来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而且这个命令，周恩来并没有告诉黄永胜和吴法宪，也就是说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周恩来的命令就是让飞机无任何起飞的可能性！若是周恩来本意如此，那么可以直接通知机场把跑道封死就可以了。如果是因为黄吴李都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但是李德生等人也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周恩来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把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都拴在一根绳上。更为重要的是，黄永胜等人作为林彪的下级，此命令有何用？！
那么邱会作呢？
知情人透露，邱会作曾讲，“与其说林保过我，不如说周保了我”。早在1935年内周恩来从邓发手里救下了邱会作，后来长征时，周患重病，肝脓肿，高烧昏迷不醒，是邱和另外三人一直用担架把周抬出草地的。1967年3月30日周恩来对着一群革命小将，作了一大段关于邱会作的讲话。首先周回顾历史表达了邱是我周恩来看着长大的，而且是行影不离的。并且说是在1959年，毛亲自点名叫邱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作的很出色，有多么出色呢，周恩来在点名道姓地点评了我军历任总后部长之后说：“邱部长是我军历来最优秀的后勤部长，是最好的后勤部长。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邱在周、林之间起到什么作用呢。在第二次庐山会议前，林与周曾过默契，相互支持彼此很多。邱会作自己这样解释过，是某种意义上的林、周之间的联络员。
周对于邱是充满了期望。70年代初，有次邱随同周接见外宾时，周恩来被问起高龄、接班人选时，周以手指邱说：已经找好了，就是这个人。随即表扬了邱所负责的生产、整顿、军工、后勤等部门，对未受到大的破坏、内部尚有序表示满意。当时叶帅、熊向晖等都在在场。邱极感受宠若惊，乃至半晌无语后来在回忆录里对这段好好写了一笔。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老毛在9月23日晚上向周恩来布置对黄、吴、李、邱采取措施后，因已通知邱会作第二天上午到机场送负责同志出国到越南访问，没有来得及同邱会作谈谈。工作人员解释说“总理确实想单独找邱会作谈谈，做做工作，因时间来不及，没谈成。”其实这就是一种春秋说法。在“九一三”之后的去越南代表团的名单上还有邱，周一直想把邱支开，让邱去越南避下风头，这才是周的想法。
2．九一三事件对周恩来的冲击
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曾经痛哭。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解析。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有如下解释，即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却叛国投敌自我爆炸，周恩来深感无法向世人交代其中之原因。高文谦先生的解释为毛周因治国理念的不同，周长期在毛的阴影下生活，有志难伸。丁凯文先生则认为：“毛泽东的下一个斗争矛头必是他周恩来无疑。所以当纪登奎一提及林彪自我爆炸应该高兴时，周不仅不能高兴，反而悲从心来。周只能告诉他们“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显然，周恩来心里明白他不仅又要作一个新的项目组的负责人，制造新一轮的迫害，很可能他自己也逃不过这一被整的厄运，毛泽东怎么会容忍他周恩来坐稳接班人的位子呢？”邱会作曾经说：林彪死了，最困难的就是总理了，过去林彪在，总理可以因此挡住来自上海帮的明枪暗剑，现在，总理被推到一线了。果然不久，就开始批周公了。邱会作明白此道理，周也会明白。
周恩来在得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一个人面对墙壁大哭，说过最有份量的两句话：“还没有完”和“林彪是个好人！”周恩来当然知道林彪是好人。知情人说，周恩来曾经坦言：在林彪手底下，比在彭手底下好过的多。现在应该更明确的说，周恩来自己当然更清楚，如果林当家，那么周的日子会比毛当家的时候强过万倍！
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刺激是巨大的，对周恩来的刺激同样是巨大的。向来谨慎小心的周恩来，在那段时间变得多疑；不仅是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是谨小慎微了。周恩来的专机机长张瑞霭对此有过生动的回忆“林彪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我国。
10月10日，总理陪他去南方参观访问。以往专机起飞，由机长向总理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总理同机组同志们握握手，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了。这次不同。听完报告，他不放心地问：“飞机检查了吗？”答：“都检查过了！？”周又问：“正常吗？”答：“正常。”周再问：“没发现问题？”答：“没问题，都正常。”周继续问：“试飞过吗？”答：“试飞过。”周反复问“也检查也试飞过了？”答：“我亲自检查试飞过了。”机长张瑞霭从1954年起就为总理飞专机，从未见过总理这样不放心。我自己跟随总理乘飞机，何止百次，空中遇险就有过七八次，更不曾见过他这样不放心。又问一句：“你们都是党员吗？”得到肯定的回答才登上飞机。
专机飞越长江时，张瑞霭报告说：“总理，要过长江了。”
总理一直在朝航线下方张望。以往遇险，都是我不放心，我紧张。
我总想找机长去问个清楚，而总理都是一百二十个信任地稳坐不动。记得两年前总理跟叶帅去河内吊唁胡志明，专机升空不久就进入雷雨区，电光雷火映得天空一片红，飞机像燃烧的火团一般。我不安地想去前边提醒张瑞霭几句，总理马上挥手制止：“别去打搅人家，瑞霭他们会有办法的。”
这一次却颠倒了。飞得四平八稳，我一百二十个大放心，总理却狐疑地朝下方望个不止。
“是过长江吗？”总理朝下望，朝张瑞霭凝视：“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
“那里，看到了吗？在那儿！”张瑞霭帮助总理找到下方宽阔的长江入海那一段，几个人都跟着说看到了。“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总理脸上的狐疑之色使我也疑惑了，该不是海湾或外国的什么河吧？总理的声音充满了不安：“我看不像呀！”
“没错，总理，是长江。”张瑞霭忙拿出地图递给总理：“你对照一下，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段……”
总理拿着地图，在张瑞霭的指点下，对照半天才多少放下心地点点头：“哦，是长江……”
以镇定出名的周恩来的此番作为确实出乎意料。周恩来首先要确认飞机无任何机械故障，再次要求确证的机组人员政治上可靠，最后自己要亲自证实飞机是在国内飞行。此等诸般行为同九一三事件究竟有因果关系，现在为止，尚未发现有力材料证明之。
3．新一轮的迫害
9月2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表示同意汪东兴的报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设一项目工作小组，掌管和整理有关林彪、陈伯达全部案件材料，该项目工作小组以纪登奎为主、汪东兴为副领导进行工作。毛泽东批示“同意。”随后，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中央林陈反党集团项目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公机构。又经报毛泽东同意，10月3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和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项目组的通知。
犹如中共一轮轮的清洗，“林彪事件”之后的清洗是惊人的。丁凯文先生说：“九一三事件虽以林彪专机坠毁于外蒙而结束，但事件本身的后续影响却刚刚开始。中共内部开始了新一轮的清查清洗，抓了一大批所谓林彪‘死党’、‘余党’。中共军内被立案审查的军以上干部就达千人之多，随即而来的就是各种形式的‘株连’‘迫害’，受牵连者几达三十万众之多，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林彪一案过去三十多年了，可是其影响依然未消，许多人冤狱未平、死不瞑目。所以，林彪一案绝不仅仅是林彪一家或‘黄吴李邱’几员大将的问题，其牵连之广，受迫害人之多，比刘少奇一案有过之而无不及。”直到1974年，又有很多人被划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漏网残余分子”被整肃。
以总参为例，自一九七一年十月到一九七四年底，总参党委就开过四次扩大会和专题清查会，集中揭发清查总参工作人员同林彪的问题。在这期间，总参党委向中央上报了九十七期揭发材料。在此期间，除中央审查的二十二人外，总参还清查了有牵连的五十九个人和二百二十多个问题。时任副总参谋长的阎仲川就因为“林彪事件”受牵连。而阎的主要问题则是发生在1969年的“一号号令”。1969年10月18日，在苏州的林彪通过秘书张云生向在北京值班的军委前指下达了几条指示。黄永胜接到指示后要求阎仲川把指示下达到军中。
阎仲川则自作主张的把其编为“前指开设之后的第一份首长指示，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这就是“一号号令”的缘起。随后军委前指陆续下达了一号、二号、三号、四号等命令。但是这些命令下达并没有预先通知周恩来。后来地方系统的电报、电话报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数报告都把林彪指示称为“林副主席一号号令”或“林副主席一号令”。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看后大为惊讶。于是19日晚，周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人找去，询问林彪指示的来历、内容，特别指出为什么要把林彪指示称为“一号号令”？对此，阎仲川的认识则是：回答周恩来的提问并不困难，即使说清楚了，问题并未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林彪的指示虽然只发军队，却事关重大，而且执行起来不能不涉及地方。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指定留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最高负责人，这件事情军委办事组理应向他报告。但黄永胜布置任务时对此却未作交代。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在批评办事组成员时，却又偏偏未点明此事，越是这样越令人感到难过和不安。
周恩来可以说有理由质问黄永胜并表示对此不满，因为周恩来毕竟是代表中央坐镇北京的第一号人物。但是此后发生的事情则难免显得周恩来有点“小家子气”了。
9月13日当天，周恩来接见阎仲川、彭绍辉、王新亭、张才千几个副总长。周恩来表情严肃，坐在沙发上。见到阎仲川等人，他免除了平时不可少的寒暄，对他们耸肩，两手向外一摊，突然说了一句：“哼！副统帅，跑了！”大家全都愣了。周恩来突然用烁人的眼光望着阎仲川，直呼其名：“阎仲川，林彪逃跑以前你听到点什么风声没有？”问到自己头上阎仲川反而冷静下来。他简单地摇了摇头：“没有。”周恩来虽然没有再问下去，但是对阎仲川来说这已经是厄运的开始。
9月24日，随李先念访越的阎仲川回国。代表团成员下飞机后没有各自回家，却被引导到贵宾室。大家刚刚坐下，周恩来便态度严肃地对阎仲川说：“阎仲川同志，中央已经决定黄永胜离职反省。你是黄永胜的得力助手，你要好好揭发他的问题，首先是政治方面的，还有生活方面的！”然后他向叶剑英等人点了点头，独自先行离去。阎仲川思想抵触：要我当黄永胜的助手，是组织的安排，当助手而“得力”，有什么错？叶剑英先讲话了：“你还年轻，又有水平，只要好好揭发交代，还有前途嘛！”李先念只说了一句：“好好揭发交代罗！”主讲是纪登奎和李德生。他俩介绍了半个月的清查工作，主要是林彪儿子林立果“小舰队”的一些活动，什么“571工程”纪要，暗害毛泽东的阴谋计划，等等，希望阎仲川认清形势，与林彪、黄永胜等人划清界限，积极揭发他们的罪恶活动。从此，阎仲川开始了隔离审查的生活。项目组提出许多认为可疑的问题，要他逐个回答。他全凭记忆笔写口答，居然对每年的来龙去脉都说得清清楚楚，项目组已经感到没啥可问的了。阎仲川的绝大多数问题陆续都排除了，但在“一号号令”问题上却长期过不了关。阎仲川认为，林彪发布紧急战备指示，是否别有用心，他不得而知，那是林彪的事；他负责向全军传达林彪指示，完全是奉命行事，在组织上符合原则、程序，在政治上他不可能怀疑，因为是军委办事组五名成员向他下达任务。如果说自己在承办此事过程中有错误，那么，第一是编号可以不从头另编，以免引起误会，但这只是技术问题；第二是在传达指示时，没有提醒下面注意保密，但这属于考虑不周，是在时间紧迫下的疏忽；第三是没有向周恩来报告，这确是重大失误，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以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成员应负责任，因为按工作程序，理应由他们向周恩来报告和指示军委前指报告，他们却马虎了，当然，倘若自己想得周到一些，能主动提出建议，也可能就不会有以后的问题了。
阎仲川的上述认识被认为没有抓住要害、实质。
问题的症结出在哪个地方呢？
直到1971年底，负责对阎审查工作的副总长张才千、陈继德同阎仲川谈话时，郑重严肃地告诉他：“总理已经讲了，‘一号号令’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啊！你要充份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作深刻的反省交代。”阎仲川问定性的根据何在？“总理亲自问过主席：知不知道林彪发过一个‘一号号令’？主席说，什么‘一号号令’？我没听说过。”
就因为黄永胜没有及时将林的战备指示传报给坚守北京的周恩来，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把此事上纲上线到如此地步，已经不单单是“耿耿于怀”的问题了。周恩来以此表示和林划清界线！然而事实却是，毛泽东知道“一号号令”正是周恩来告诉毛的！
林彪指示是发军内的，又是电话稿，并未抄报周恩来。但是，有的军区收到指示后，因为军区领导人兼任所在省革委会主任，于是向省革委会领导成员作了传达，而省革委会领导中有群众组织代表，这些人“造反派”的习气未改，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讲究不打折扣，闻风而动。他们不考虑什么后果不后果，连夜把指示的内容写成大字报捅上大街，果然马上引起轰动效应，部份群众大为惶恐。西南地区一个边境省尤其闹得邪乎。这种情况是通过地方系统的电报、电话报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数报告都把林彪指示称为“林副主席一号号令”或“林副主席一号令”。而周恩来正是把这些材料传阅给远在武汉的毛泽东的！4．九一三事件之后的新的政治格局
1971年10月4日毛泽东接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指出：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
周恩来此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周恩来在党政军三方面的领导正式名正言顺。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重病之中只能向周恩来“托付”。
叶剑英在毛泽东在1971年5月南巡时就已经向其手底下高级将领吹风，重提叶剑英的历史功绩。九一三事件当日，周恩来就揣摩毛泽东的圣意指定叶剑英处理林彪善后问题及战备事项。逮捕黄吴李邱的当天，周恩来就提议中央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
周恩来对政治的把握还在于对华国锋的任命上。对于华国锋备受毛泽东信任的事实，周恩来与9月30日提议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
《毛泽东传》的作者们认为：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一方面把文革中的罪行都一股脑儿放到林彪头上，另一方面毛泽东不得不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挽回人心。在一系列的纠正文革错误的措施中，周恩来无疑再次成为具体的实施者和组织者，这为周恩来在文革结束后的名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无疑也犯了功高震主的“错误”，这也是造成周恩来在1973－74年被批判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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