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不作为、乱作为，大众的利益被忽视，不法权贵轻蔑法律、破坏公平。特别是太多的腐败问题，让我们已经没气力表示愤怒。我不相信管理者想把国家变成这个样子，但这些问题没有改变的迹象，甚至有的问题似乎没有希望改变，而且越发严重，这说明国家实行的制度有很大缺陷的，有这样的缺陷，国家才会变成这个样子。中国制度的最大缺陷是官不怕民，民手中没有让官怕的权利；最大的制度漏洞是政府自己管自己，自己给自己作主。
组织意图代表了“百姓的意图”，县长不需要照顾百姓的喜怒，也不担心代表手中的选举权。所谓人民代表，总会给组织安排的县长候选人高票当选。县长候选人几乎没有对手，你若露出向组织意图挑战的苗头，组织会派出强大的工作组，向你展开攻势，劝你不要有非分之想。组织甚至会派人站在代表的旁边，看着人民代表如何在选票上画圈。没有组织的安排，你再有非凡的能力、再有高尚的公仆心，也不可能有机会用县长的权利为民奔命。
我的一个同学，在乡镇工作十多年，学历高，工作能力强，群众对他的呼声超过书记乡长，但组织总是看不到他优秀之处。这个志向不凡的朋友实在不愿沉默下去，放出话去，要合法合规地竞选下一届乡长，把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乡长吓坏了。乡长为了自己万无一失的连任，赶紧向上级组织汇报。于是，组织派来了朋友的老领导、老朋友，轮番做他的思想工作，还给他随便选择县级任何单位的权利，并承诺给他在县级部门安排一个副科级的职位。为此他必须和支持他的代表们打好招呼，票箱中绝对不能跳出一张他的选票，否则，组织给他的一切承诺作废。调到县上，又有官位，这本来就是他的追求，他向组织妥协了。选举那天，组织不放心他作出的保证，还把他请到县上最好的宾馆，好吃好喝地伺候着。后来，组织给他的承诺、他对组织的保证都兑现了。
我国的选举“非组织意图”的程度，我觉得比起10年以前，不是前进了，而是倒退了。过去我们经常能看见，非组织意图的村委会干部当选副乡长的；也有部门、国有企的领导，忽然从选票箱中跳出来当选为副县长，让组织颜面大失的。还能闻到县长和常务副县长，争取代表支持的民主味道。现在几乎不可能了。我们县曾经有一个当选为副县长的企业领导，由于不是组织安排的人，他在副县长的位置上没有呆几天，就被另任命为县政协副主席。这样的安排是要告诉他，没有组织的支持，不会让你百分之百的顺心。
如果县长是全县人民直接选举了来的，那么他作出每一个决定之前，一定会考虑民众高不高兴的问题，而不是只顾上级的看法，为自己的仕途努力制造政绩。因为县长不怕百姓，才会有这么多缺乏责任心的职能部门整天无所事事，无孔不入的不法商贩才会如此肆无忌惮，我们才会感到中国已经没有可以放心的食品，只有自己养一头牛才能喝到放心奶；如果县长怕百姓，不理民怨强拆强征，对百姓的上访敷衍了事，甚至无法无天地弄出“被精神病”的事件，就会少一些；如果县长不是“政绩”至上者，就不会不顾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搞杀鸡取卵式的发展。
我们如果能决定县长的前途，县长应该会使出所有的本领来讨好民众，给百姓更多的好处。这样一来，我们还需要担心社会保障的问题吗？可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国家公职人员得到了很多区别于平头老百姓的特殊国民待遇。百姓为买房苦脑，为生大病担心，为养老担忧，无论面对现在，还是考虑未来，没有让他们舒坦的心境。而国家公职人员，不用太担心生大病时的医疗费，他们不需要缴纳养老费，退休后也能享受高额的养老金。每次收入分配改革，增加的是他们的工资。如果官怕民，这些不公平的制度，还会被如此明目张胆地制造出来吗？百姓会说，被供养着的人，凭什么比供养他们人待遇更好？这与为人民服的公仆精神相符吗？如果官怕民，政府会想方设法节省“三公经费”，增加各种民生的开支，我们低水平的社会福利就会得到提高，政府会为了保证百姓所需的花费，自然而然地变得更加清政廉洁。
当然，要让官真正怕民，监督很重要，否则，我们无法把握真实情况。而各种形式的媒体只会给县长唱赞歌，百姓很难对政府行为的优劣做出判断，也无法对县长头上的乌纱帽做出取舍。而且，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事情，宁愿相信流言蜚语，也不会相信专门为政府服务的媒体，还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说政府的不是。为此媒体要做政府天然的“敌人”，而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要做人民监督政府的眼睛。当然，也要让有良知的明白人，尽情发表言论，脑袋不怎么灵光的大众，需要借此提高判断是非的能力。
可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有多少是平头老百姓，越往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官和富人的代表越多。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和立法权如何行使？这不是政府自己给自己作主，自己监督自民，自己给自己制定制度，自己同意自己制定的东西吗？这样的代表大会，自然不会制定出百姓高呼万岁的制度。“三公经费”、官员财产公开，百姓的呼声都很高，结果我们都知道----对他们不利的，他们只会让它难产，或者敷衍了事，就像中央部门已经公开的“三公经费”，这样的公开有什么意思？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分组讨论，本省所有的代表都在一个组，书记和省长做在最显眼的位置，主持着会议。有正义感的代表想学着古代的谏官参省长一本，遇到这样的阵式，谁还敢玩“真格”？有人提出意见，也只是一些温和的、不指向个人的话。“我的话对事不对人，请不要对号入座。”这样的话是少数还算得上正直一点的人在讨论会的开场白。在一个会“被精神病”的国度里，小心谨慎是必要的。但事是人做的，只对事，不对人，这样的意见至多会让领导感到有一只蚊子在耳边嗡嗡乱叫。代表们提出问题有时很尖锐，但决策错误再大，也是集体研究的结果，个人的错误“被集体”了，法律不会找官的麻烦，官也会心安理得，民只能发发牢骚。
我们需要有良知的明白人成为代表，最好不是体制内的人；我们不需要申纪兰这种做了30年的全国人民代表，也不给政府添麻烦的人。代表的职责就是要找政府的麻烦，公平正义的代表要把属于人民的立法权和监督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不要让人民为了保护自己、为自己谋福而成立的政府，走向专制。这样做，没有党派之间的对骂、监督，百姓同样知道需要什么模样的政府和县长为他们服务。如此一来，在一党体制下生活的中国百姓得到的民主，与西方民众得到的民主还有多少区别？
让我很想不通过是，村委直选，这一被世界评价为有划时代意义的民主改革，怎么就停止不前了，让世界人民空欢喜一场----大家还以为这一改革，接下来是乡镇一级，再后是县一级。我想，至少把这个官怕民的民主改革彻底地进行到县一级，中国目前的模样也会有伟大的巨变----就中国而言，最基础、最直接、最有效的行政单位就是县级，县级发生这样的改变，这块古老的东方大地将焕然一新。而且，县级实行这样的选举，应该不需要担心稳定的问题。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