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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民粹幽灵霸凌台湾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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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群众为名的运动一旦背离群众,岂有成功的机会呢?自由可以这样被愚弄和玩弄的机会,也不过就这么一次罢了;只要人民看清楚了这实为背叛自由的惺惺作态,就会鄙视这种愚弄人民的作为了。”

台湾作家银正雄8月22日在其部落格上发表文章指出,上述这段话,摘自以撒•柏林的个人传记《他乡》。倘若这位上世纪被誉为“最后一位自由主义大师”,“最标准的知识分子”,活在今日的台湾,肯定会惊见自己的观察和结论,竟然对这座岛屿完全失准。

然则,这并非意味以撒•柏林的理性诉求是错误的,全然是因为时间太短,样本太过单薄,导致“自由被愚弄和玩弄的机会”竟是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发生。

职是之故,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一群人,例如“人民火大行动联盟”既可以出现在“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的围剿《旺旺中时》中,又可以化整为零,以个人身份参加的8月3日“白衫军抗议洪案”,然后再加入两周后由一位政大教授和“农阵”所发起的“声援大埔行动”,一路狂妄的呐喊和叫嚣:“八一八拆政府,把国家还给人民。”

不只此也,同日参加这场极其荒谬而诡异的农运行动者,还有所谓的“艺文界、全国关厂工人阵线、全国废核平台”等若干自称关怀台湾环保和社会公义的团体。

所有这些人,在媒体都公然声称自己代表台湾人民─让我再强调一次----都在黑夜中狂呼“把国家还给人民”。

事隔一夜之后,身为当事人的大埔农民却大感疑惑,大为不满的表示,为什么闹事的都是外地人?这形同在质疑,他们为什么在这件轰动全台湾的新闻中,被媒体边缘化,被和这桩苗栗县政府强制拆除农地完全不相干的若干组织给抢尽版面,彻底沦为“路人甲”的角色?

职是之故,我们不妨再回顾本文开头,以撒•柏林所讲的那句话─“以群众为名的运动一旦背离群众,岂有成功的机会呢?”以是我们可以据此判断,不管八一八当天有多少宣称代表“人民”的团体上街游行,都没有正当性,都不能代表大埔住民,更是大为背离、背叛了真正住在苗栗乡间的农民群众。

易言之,苗栗人没有高呼“拆政府、拆内政部”,但这帮人就做了。同时苗栗农民亦未要求“把国家还给人民”,但这帮自以为高高在上,就大包大揽的擅自代为发声了。

请问,这能是那些自认维护社会公益的团体,所在追求的“民主和自由”吗?如果说这不是一种光天化日下的野蛮霸凌行为,什么才是?然则,倘若我们进一步的观察他们所喊出的政治主张,则“人民”云云,根本是了无意义的一则废话。倘再举以印证安伯托•艾可这位当代文化泰斗、语言符号学大师在2003年所发表的〈论传媒的民粹主义〉一文,他是这么说的:“事实上,如果把‘人民’看成用来表达单一意志,呈现相同观感与诉求,例如体现道德和历史的自然定义的话,那么这种‘人民’是不存在的。”

换句话讲,只要利用出诸于平空的想象、揣测和杜撰,而裹胁民众用之以对抗合法使用公权力的民选政府,在欧美政治学者的眼光中,都是激进的民粹主义者。

这就像洪案的“八三白衫军事件”一样,只是区区一个来自“批踢踢网站”的39位匿名成员,就可以公然成立非法组织的“公民社会”,遂行安伯托•艾可所弃绝的─“民粹主义者,便是借口代表全民意志而自创权威形象之人”。

但这一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正是因为台湾媒体和绿营政客的相互勾结,彼此利用使然,结果使得整个社会都被“民粹主义”所彻底绑架和轮番霸凌。宁不恐怖?

因此当我们逐一检视,过去十几年发生在台湾社会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乱象、政治乱象,必然可以确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真正源头,是来自政客的权谋诡诈,媒体的遗忘社会责任感,以及滥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以致群魔乱舞,终而让台湾公民社会完全不设防,无力抵抗民粹幽灵的结果。思之,能不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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