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大案要案频发。经邓小平指示，一场上至权贵、下至平民的严打活动开启。这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小伙子和朋友打赌去吻过路女孩儿却被判处死刑的荒唐案例，更有不少冤假错案。一轮严打过后犯罪数量很快反弹，新一轮严打只好再次跟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大案要案频发。经邓小平指示，一场上至权贵、下至平民的严打活动开启。这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小伙子和朋友打赌去吻过路女孩儿却被判处死刑的荒唐案例，更有不少冤假错案。一轮严打过后犯罪活动数量很快反弹，新一轮严打只好再次跟上。
1980年1月，彭真在上海首次谈到“从重从快”的方针。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将彭真和公安部部长刘复之一起召到他的住所，要求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刑事犯罪。从8月起，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式的严打活动开启。图为1981年11月，邓小平(左)与彭真。
1983年或1984年春夏之间，山西黄河流域，一个不知名小镇的广场上，正在进行的“公开处理大会”。几十名男女老少被押送到场，低头面向围观的人群。图说、摄影|凌飞
大约在1983年或1984年春夏之间，山西黄河流域，一个不知名小镇的广场上，正在进行的“公开处理大会”。被处理的人中间有几个女性，她们的罪名很可能是“女流氓罪”。图说、摄影|凌飞
当时的宣判我只顾着拍照，没有听到过于极端的例子，大都是经济犯、银行犯罪、打架、偷盗抢劫、团伙犯案和“女流氓”罪。当处理大会结束时，有的人被武警押走，有的人却当场释放了。整个公开处理大会有些走过厂的感觉，所有这些让人“丢面子”的印象很强。图说、摄影|凌飞
当会议台上的主持人每宣布一个人的罪名，三个武警就会拿出看来很结实但并不太粗的绳子冲上来，将被点名的“犯人”五花大绑，死命地勒紧“犯人”的脖子和双肩，三个武警看上去是用尽全身的力气把“犯人”捆牢。着这样一个挨一个的宣判，一个挨一个的捆绑。图说、摄影|凌飞
1983年9月19日，严打期间的天津。天津在严打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枪毙了朱德的孙子朱国华。朱国华时年25岁，是天津铁路局的技术员。他被控奸污女性30人，被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流氓罪”终审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摄影|Leroy W.Demery,Jr
1983年8月29日，兰州车站，游街示众的刑事罪犯。摄影师为美国人Leroy W.Demery,Jr，中文名出目里利吕井。他于1980年和1983年两度游历中国。拍摄了大量80年代中国影像。
严打期间，兰州被捕人员在卡车上游街，群众在街上在围观卡车上的刑事罪犯。图片拍摄于1983年8月29日。摄影|Leroy W.Demery,Jr
1983 年“严打”秉承的是“从严从重从快”的原则，在迅速打击了一批犯罪分子的同时，也“误伤”了一些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罪”的人。最典型的、当时适用比较多的是“流氓罪”。图为被判处死刑、犯有“流氓罪”的犯罪嫌疑人。
“流氓罪”的设立参照了苏联及东欧的相关条文，反映出共产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精神洁癖”，西方国家并没有这一罪名。图为被判处死刑的女人在被执行枪决前，无力地望向镜头。她被控的罪名是“杀人犯”。
1983年8月17日，郑州，被用绳串在一起游街的犯罪嫌疑人。这幅照片的摄影师Leroy W.Demery,Jr漫步在郑州街头，他的面前走过来一群人，起初他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他看到警察，以至于绳子和最前头的女人。摄影|Leroy W.Demery,Jr
1983年严打秉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1983 年“严打”还打到了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等六位上海“公子哥”。胡晓阳是前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子，陈小蒙是上海市宣传部长陈其五之子。经胡耀邦过问，陈小蒙(左)、胡晓阳(中)、葛志文(右)被执行死刑。
1983 年“严打”时，以“流氓罪”被判死刑的不在少数。比如，名星迟志强被邻居举报“跳光屁股舞”，“集体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被判监禁四年， 他根据监狱生活创作的《铁窗泪》，唱片销量超过千万。图为迟志强(右)和宋晓英(左一)、陈冲(左二)等在一起。
1983年，湖北松滋县人民法院枪决布告贴满墙壁。当年，全国治安恶化，中央决定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从重从快判决一大批犯罪分子。摄影|王文澜/FOTOE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大案要案频发。经邓小平指示，一场上至权贵、下至平民的严打活动开启。这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小伙子和朋友打赌去吻过路女孩儿却被判处死刑的荒唐案例，更有不少冤假错案。一轮严打过后犯罪活动数量很快反弹，新一轮严打只好再次跟上。
1994年1月，深圳罗湖警方公开处理了一批犯罪分子。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一些犯罪分子进入深圳寻求发展空间。摄影|李洁军/FOTOE
1993年9月，国庆节前夕，湖北襄樊举行公审大会，从重从快审结一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市场秩序的刑事案件，一批罪犯被判处死刑。这是武警战士在刑场上击毙杀人抢劫死刑犯的一瞬间。摄影|李洁军/FOTOE
1996年9月28日，浙江开展严打斗争，公判大会上，戒备森严的武警和从严从重从快处于极刑的犯人。摄影|萧云集
1996年，广州市打击刑事犯罪公审大会。摄影|安哥/FOTOE
1994年11月15日，云南，中国警察在检查被击毙犯人的情形。他们都是贩卖毒品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大案要案频发。经邓小平指示，一场上至权贵、下至平民的严打活动开启。这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小伙子和朋友打赌去吻过路女孩儿却被判处死刑的荒唐案例，更有不少冤假错案。一轮严打过后犯罪活动数量很快反弹，新一轮严打只好再次跟上。
2001年4月2日，石家庄特大爆炸案主犯靳如超在公判现场。靳如超是石家庄“3 · 16”特大爆炸案主犯，爆炸案致使108人死亡，38人受伤。这个案子促使2001年4月中央拍板开始第三次全国范围“严打”行动。CFP|图
2001年2月8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假币案，广东汕尾特大假币案7名主犯在当地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犯罪分子在4年时间里印制假币总额高达6亿余元人民币。图为一名犯罪分子在被执行枪决前吸生命里的最后一颗烟。
2001年4月11日，广州，一名被指控犯有杀人罪行的妇女在听到死刑审判、即将被押赴刑场前仰天哭泣。
2001年4月25日，广东东莞，警察在对这名女性进行检查，以查明她是否吸食了毒品。
2001年5月17日，广州，一名警察威严地站在罪犯公审大会现场。
2002年1月2日，江苏淮安，武警将缴获的5000支枪付之一炬。人被判死刑，枪支被收缴处理，这些都不是严打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严打的最好结果。严打只是权宜之计，不能成为中国法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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