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新型装备问世，互联网上总会聚集各类军迷。2013年年初的一天，某型号首飞成功，有帖子转载了央视《新闻联播》对该型号首飞现场的报道，视频中，央视记者采访了一个又一个设计人员。网友看后惊呼：“怎么设计飞机的人都这么年轻？我还以为都是拄着拐棍，用‘三条腿’走路的老科学家呢！”跟帖热烈，其中一条评论得到了众多网友的转发：“感谢这些年轻人圆了我们共同的航空梦，满满的正能量啊！今个儿高兴，加菜、加酒！”
一飞院的年轻人
这个给国人带来正能量的科研团队，出自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简称“一飞院”）。
“那份骄傲是花钱买不来的。”走近一飞院，你会发现，在这个年轻人占全院人数70%的集体，有很多关于青春与梦想的故事在激荡。
天空蓝----中国梦的底色
阎良，中国西北的一座小城，成排的法国梧桐和满眼可见的绿色，让这里给人的第一印象稍显静谧。实际上，因为密集的航空企业扎根于此，这里被誉为中国的“飞机城”，共和国天空奏响的一曲曲石破天惊的华彩乐章也往往与这里紧密相连。1975年，这里还只是荒草遍野的渭水之滨，一路流转的一飞院在这停下了迁徙的脚步，扎根于此。
作为一院之长的李守泽，在这片土地一守就是30年。在他的回忆里，由于任务不饱满，一飞院曾在上世纪90年代陷入低谷。那是个中国社会普遍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的年代，那是个“一切向钱看”的市场经济刚刚兴起的年代，转型困难的军工单位普遍陷入了资金不足、订货不足的泥沼，人才大量流失。“那时候，一飞院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大伙只上半天班。”一飞院副院长冯军说。当时在人力资源部工作的王剑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年轻人，那时来一飞院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生，流失率达9成。有一个小伙至今让王剑难忘，他办离职手续时跟王剑说，离开只因为院里没任务，让他无用武之地，“哪天咱有任务了，我随时回来报到。”现已担任一飞院党委书记的王剑感慨地对记者说：当时都那么艰难了，可年轻人也不是因为经济原因才离开的。
上世纪90年代末，党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研制一批全面提升我军军事威慑力的航空武器装备，一飞院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新飞豹”、空警2000等一批国家急需的航空装备研制任务。一飞院一下子忙了起来。
“新飞豹”、空警2000、ARJ21等一批新型号，不但意味着一飞院可以续写辉煌，更意味着他们站在了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是一段再创业之路，技术的狂飙把旧有的经验远远抛在后头，只有创新才可以杀出一条血路。
“新型号是强心剂。”六所主管设计师苗毅对此深有体会。2006年，他刚毕业来所时，惊讶地发现当时我国航空工业的电子技术太落后。落后的现状一度让这个父母都是航空人的阎良小伙子很浮躁。
机会来了，为某型号而新成立的机电专业招兵买马，苗毅自愿加入。该型号实现了电子化程度从仪表到智能化的跨越式发展，也让他“由一潭死水变活水”。“心里一下踏实了”的苗毅找到了目标。
一个型号带出一代人才。但再创业之路并不只是一个个型号的简单延续，一种潜移默化的信念，在流变中融入时代因素，在淬火中得到新生。“航空报国的信念支撑着一飞院人。”李守泽说：“信念，这话听得耳熟，似乎是套话。但让年轻人看到国家的需要，看到自己对共和国大战略起到的作用，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进步，这信念自然就沉淀进血肉。”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个体的努力如果契合了历史的潮流，那么，他的努力就能承受住时光的冲刷，也更容易抓住时代的机遇。
“留人，不能靠经济因素，得靠软实力、靠价值观来感召。”王剑说，一飞院的要诀正在于给年轻人提供和航空梦捆绑在一起的工作平台，敢于给年轻人压担子。
2006年进所的苗毅还“晃荡了两年”，2009年进所的刘冬辉说，还没入职培训完，就被急着要人的各所所长要走了。2010年，他出外学习国外最新采用的机载某操作系统，当国外的代理公司对该系统进行演示时，所有人都蒙了。2012年年初，他接到了“一个月调通该系统”的任务，从无到有的难度不言而喻。“人都是被逼出来的”，刘冬辉投入了攻关中，四十多万行代码等着他攻克。随着型号的成功，刘冬辉成为了国内少数几个掌握该系统的人。“越晚来所的，进步越快。”五所辛华锋说。以前新人来了，不安排具体工作，先跟着师傅学一年；现在是先压担子，以具体工作为牵引，在工作中学。五所的贾陈，来所的第二周就介入工作；3个月后，她独立负责一个方向；一年之内，她带领一个小分队，独立负责软件开发。邱可义，在他本科毕业来所的第3年，就负责全所的5个技改项目，虽然他还只是个普通设计师，但实际上干的是主任设计师的活。
“我跟青年同志说吧，时势造英雄，你们赶上了国家对这么多型号的投入。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低谷，可你们80后来了就没闲过。你们这一代要比我们强才正常。”副总师段卓毅说。
当今时代，以北上广为代表的大城市俨然成了中国大学生追梦的不二选择。让那些圆梦北上广的年轻人很难理解的是，居然还有这么多与他们同龄的高材生，愿意扎根在一个与灯红酒绿相距甚远的小城镇。
“那时，全城就一条街，像个村子。”王剑回忆起他90年代刚来时的阎良。时至今日，阎良的生活水平在陕西也不算前列。这样的小城，来人自然不是奔着享受而来。王剑和今年新来院的毕业生座谈时，他反复问，为什么要来阎良？年轻人的答案不约而同：我要做事，我要有用武之地，我要工作得更有价值！
“是事业吸引人，让年轻人忘掉阎良的种种不利。”李守泽说。他认为，高技术产业设在经济发达地区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更多的发展机会干扰人的注意力，而持之以恒不受干扰能创造让人静心的研究环境。
刘冬辉，读书时就一直关注大飞机研制，虽然他的同学很多都选择了大城市，但他认为一飞院最具有科研实力。“干事业还得在小地方，在大城市沉不下心来。” 刘冬辉对他同学“恐怖的跳槽频率”尤其印象深刻。
冯军说，在阎良外界诱惑少，家离单位近，更让一飞院人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是在加班，就是在去加班的路上”，和妻子王锦华在一个所不同科室的杨望诚说到。加班成了一种氛围，如带病加班的三所李国良所说，看着周围人都在加班，自己不加班会有“负罪感”。
有一次，军方首长来一飞院考察时，问眼睛熬得通红的年轻人高亮：“天天加班烦不烦？”高亮答：“没时间，顾不上烦。”
高亮告诉记者说：“我当时说的真是心里话，想都没想，脱口而出。真的没时间去想这些事，天天想的就是节点又近了，问题怎样解决，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想烦不烦。”
“加班，必须得靠指挥员带出来，说教是不管用的。”加班时，副总师、所长等领导往往都在，总设计师唐长红更是常坚持到最后。ARJ21型号期间，冯军把每天的型号工作会定在晚上11点开，这是他对设计员的制度保证：只要还有人在加班，领导就绝不离开。“之所以成为战士，是因为在炼钢的环境里。”冯军点出了年轻人乐此不疲加班的原因。其实，冯军和其他领导一样，曾有过赶加班的设计员下班却赶不走的经历。任务周期太紧，以至于在一飞院频频出现“惜时”新郎，他们结婚都得“抽个空”。飞机是个大的系统工程，不是哪一个人就能让它飞起来的，大伙都明白，自己完成不了任务，同事就得承担更多。谁不加班，就会自己觉得与团队不合。
于是，晨昏相连的鏖战成为常态。这场与时间的争夺战，几乎可以用惨烈来形容。曾有年轻人加班加得太疲劳，以至于骑车时睡着了，摔倒后磕破了脸。连孕妇也不搞特殊化，从工作现场直接进产房的高玉伟，对于他人的惊叹不以为意，“这很平常啊，多干点是点。”
她的同事张梅芳说，孕妇不宜在电脑前久坐，毕竟担心有辐射，她常叫高玉伟一块跟其他孕妇下楼溜达，可她就像钉子一样钉在办公室。“这里让我有归属感。”高玉伟这么总结自己对工作的狂热。高玉伟的丈夫袁鑫是她西北工业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小两口双双投奔一飞院。高玉伟和她丈夫的办公室就在同一层楼，窗户对着窗户，可除了一起上下班，他们却忙得很难见到。在丈夫眼里，高玉伟是个“对自己苛刻、追求完美”的倔强丫头。当初高玉伟怀孕时，丈母娘数落这个女婿，怪他照顾不好女儿。可高玉伟不听他劝，产后一个月就上班了。在某型号首飞现场，当飞机平稳降落时，高玉伟随着人群跑向飞机。看着妻子雀跃的身影，这是她丈夫这么多年来头一回看她“难得的兴奋”。某种意义上来说，某型号可以说是她的又一个孩子。
和高玉伟合作过的二所聂培民说，高玉伟总是会主动与他沟通，给他的图纸做得也很细致，这让聂荣华不仅沟通无障碍，他自己的工作量也有所减少。
与人打交道的沟通能力也为副总师段卓毅所看重，作为考官他认为一飞院需要的是专业好、当过学生干部、开朗活泼的毕业生，因为“书呆子在工程单位难有成就”。他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聘时，曾面试过这么一个女博士。
段卓毅问她：“你知道三种人吗？”
她说：“知道，男人、女人、女博士。所以，我早早找了男朋友要嫁人。”
她的这种幽默感、反应速度，让段卓毅很有亲近感。他解释道，尤其是他曾当过所长的总体所，需要与其他专业开展大量协调工作，人没点亲和力，寸步难行。短短10分钟，段卓毅就拍板要招她，后来这名女设计员被一飞院送往国外进修。而冯军看到了这些年轻人的另一面，心眼比较“轴”，五湖四海聚集在这方土地的年轻人，几年下来也往往会带有西北地方特有的木讷、能吃苦、实干的地域特色了。
面对这么可爱的年轻人，一飞院尽心尽力地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安居是人生大事，一飞院给年轻人提供购房的担保贷款，在团购住宅楼时，院里划出一半的房源给年轻人。刚来院工作1年的刘冬辉，就排到了大房子的名额。
是什么让一飞院这么偏爱年轻人？李守泽说，全院上下都明白，“我们的希望寄托于未来，而未来有赖于年轻人来实现。”
给年轻人够得着的将来
时至今日，江飞还对自己“27岁就当上副所长”感到意外。
2006年毕业来所后，好学的江飞常常是加班到最晚的人。终于，机会来了。2009年，院里进行第二次公开竞聘。“当时大家都在观望，觉得轮不到自己，对制度也不大信任，” 江飞回忆道，鼓足勇气的他报名应聘，并顺利当选为副所长。
拿出副所长、副部长等副处级岗位公开竞聘，是一飞院实施人才战略的一个亮点。某型号立项后，相对于项目要求，一飞院的技术储备和人才队伍都有一定差距。
敏锐的一飞院审时度势，开始推行“长、家”分离的人才战略改革。实施多通道成才体制，并建立了与之相配套的薪酬体系，以岗定薪。另一方面，一飞院通过和国内外多个知名高校建立联合培养机制，打造国际化人才。在今年4月的公开竞聘中，公派留英回来的李巍获聘为科技部副部长；公派留英回来的杨望诚，更是从T通道普通的设计员，一举获聘为四所副所长，上升到中层领导干部岗位。
多种举措培育人才，使一批懂技术、善管理的人才很快肩负起工程管理和技术创新的重担。同事们都说：“李院长心中永远有一盘棋，懂得如何用人所长、避人所短，把大家的能量都‘忽悠’出来了。”
打破官本位思想的多通道成才机制，由领导序列（L）、技术系列（T）、管理系列（M）等岗位序列组成。员工可根据自己的特长，通过竞聘等方式，选择其他发展通道。
“如果一味都想当领导，对专业发展没兴趣，这个单位是有问题的。”李守泽说，让人尽其才，为年轻人量身定做了成长路线图----“T通道”。李守泽说，T通道就是要让年轻人“找到专心于技术的感觉”。T通道的设立对科研人员的震动是巨大的。“熬年限”的职称铁饭碗被打破，论资排辈成为过去时，技术实力成了唯一的衡量标准。有的人当了高工很多年，还是T5；有的人评上T2时，还不是高工。工作几十年还不如新来的小伙子，有老同志难免心里不平衡，可3所所长王平认为，“前线打仗不论资历只论水平，谁把山头攻下来，谁就是战斗英雄。”
邓健发现，T通道设立后，年轻人不像过去那么浮躁，平实多了。他说，因为在技术岗位越来越被尊重，所以年轻人也就觉得当官没那么重要。年轻人过去盯着进机关，现在不愿进机关，他们在技术线上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有比较好的发展空间，也更有成就感。
制度的设立不是一劳永逸的，还需要与时俱进地完善。今年，一飞院将严格执行“T通道”的降级机制，“能上不能下”的潜规则从此被打破。“能力评价不能含糊。”李守泽指出，“降级不是惩罚、不是处分，只是对其能力的客观评价，用事实说话。“这不是对人的好坏评价，新知识一定会有人掌握不了，谁能创新，就用谁。”李守泽指出。
组织编制的正式岗位数有限，通过岗位细化，一飞院创造出更多的中高层岗位，千方百计扩宽年轻人向上的路径。“18层楼就一个台阶，会让人望而生畏。人不可能一步登天。把让人或许望而生畏的高台阶，分割成好几个台阶，让更多年轻人够得着。”李守泽说。2013年5月推出的“总师助理”便是一个创新举措。设置助理的初衷是，减轻副总师日常管理的工作压力，让其把精力更专注于技术发展。这批新获聘的总师助理，年龄介乎于31岁和37岁之间，很多人此前并无行政职务。
另一方面，扩宽技术专业负责人的来源。过去，专业带头人向上的路径太狭窄，技术专家很难向专业核心副总师过渡，副总师主要来源于正处级别的所长。而这一批新获聘的总师助理，年龄介乎于31岁和37岁之间，其中就有来自同一个所的、31岁的江飞和黑静雯。“有倾斜地大胆起用年轻人，但绝不放松对他们的要求。”李守泽说。
年轻人群体式的崛起，是否会挤占老一辈人的发展空间？邓健的答案是否定的，“年轻人的成长并不会让老一辈感到失落”。他分析道，老一辈以前非常累，现在有年轻人分担，高T的精力由此转向评估，帮年轻人把关、挑刺，让年轻人不至于犯大错误。
“新老结合”的人才新路，很快迎来了新型号的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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