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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案公审未宣判已建功 或成法治改革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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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一审庭审阶段结束,尽管法官尚未宣判,但该案已被海内外广泛认为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也于近期刊文《薄熙来最大贡献----中国法治实现五赢》指出,薄熙来案公审不仅让法官、公诉人和辩护律师为司法庭审作出表率,而且也是一次司法公开和程序正义的真正实践。而在另一方面,薄案的公开和直播,也暴露出检方过于重视口供忽视直接证据等方面的问题。在以薄案为开端启动中国以公开、独立为目标的司法改革进程之后,这些都是中共高层和司法界必须直面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依法治国并未束之高阁

在8月22日至26日连续5天薄熙来案公开审理过程中,受命审判的济南中院以官方微博的形式全程向外界直播,庭审现场并有包括被告人亲属在内的、全国人大与政协代表、媒体记者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共约110人旁听。而且在审判长相当公允的主持下,公诉人与辩护人展开较为自由的当庭辩论。不过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却是坐在被告席的薄熙来。

在庭审现场,薄熙来未穿囚服,未戴手铐,未被拘于空间狭小的笼子里,可以就座与法庭之中。更为重要的同是,薄熙来在庭审全程都可以在审判长的允许下发表观点、阐述意见、反驳指控、与控方辩论,甚至是向证人徐明连发21问。

分析人士认为,这此现象尽管是正当司法程序的必然要求,在西方法治国家也早已成为常态,但是在中国司法审判中却相当罕见。因此,该案其实意味着一种较具震憾效果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实是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一大利好。稍早些曾刊文《薄熙来最大贡献----中国法治实现五赢》认为,薄熙来最后判生判死其实已然并不重要了,其审理已经让中国法治实现了“五赢”:首开庭审笔录直播先河即司法透明、程序正义的极大突破、审判长一改老爷公庭咆哮形象、辩方尽力为被告做无罪辩护和检方以翔实证据组织证据链。

有观察人士认为,与审判长、检方、辩方的突出表现相比,此案所体现出的司法公开和程序正义实是其最为珍贵之处。而这种效果的产生应当离不开中共高层的统筹设计和组织安排。事实上,即使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与整风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左右和意识形态之争不断升温,军事外交频繁发力以及经济改革继续推进,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的法治改革议题也从未被束之高阁。除十八大报道中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外,在2012年末的纪念宪法施行30周年大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中共高层尤其是总书记习近平都阐述了对依法治国和法治的期待和规划。在此背景下,备受争议的劳教制度被决定废止并且已进入落实阶段,现任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多次提出加大司法公开、社会媒体监督、实现公平正义的要求,并且主持公检法三套班子连袂禁止刑讯逼供、平反冤假错案,为中国司法争取公信力。而应当在此过程中发挥较大作用的现任最高院院长周强也积极响应,并且要求积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排除各种干扰等口号。

有分析认为,在此情势下,薄熙来案的公开和公正审判,或是中共高层运筹已久一次司法改革设想的实践,也是其一系列有关法治表态的集中体现,也有可能成为中国真正落实依法治国的契机和开端。事实上,自薄熙来案公审后短短数天来,中国的法治图景即已出现了一定的改观。

在薄熙来被提起公诉、庭审审期间以及之后,中共官媒多次刊发评论或新闻高呼依法治国和法治,比较有份量的有《公诉薄熙来是对法治的彰扬》、《公诉薄熙来是法治和铁腕惩腐最强注脚》、《审判薄熙来是依法治国的清晰重申》、《从薄熙来案公审感受法治中国的力量》、《社评:薄熙来案,用依法审理回答各种猜测》、《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等等。

8月28日,已被热炒近半年的李天一轮奸案开审,尽管因为其本人被认定为未成年人而未被公开审理,但是仍然较大程度地实现了社会媒体的全程跟踪报道。对于另一件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表哥”杨达才案,陕西西安中院也发布公告称将于本月30日公审。

审薄已开端 法治需持续推进

也有观点认为,虽然薄熙来案庭审意义非凡,但是此次审理的公开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一些当前中国司法中的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在庭审过程中,薄熙来曾不止一次强调称,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很辛苦找了大量证据,到底多少跟我有关?绝大部分都是外围证言,绝大部分都是外围证据。虽然这些表述明显有自我辩解和开脱的嫌疑,并不能以此为由撇清检方指控,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也检方的公诉环节的一个软肋和不足,即搜集了大量证人的口供、证言、自书等,然而这些都并非能够直击被告人要害和痛处的直接证据。如果被告人矢口否认,即使指控项目客观属实也不会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与公信力。有观点表示,如果这种庭审现场发生在西方国家或者是台湾,薄熙来有较大可能获得无罪判决,或者至少会被轻判。

另一方面,公诉人在诉讼期间的表现虽然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但是舆论中也不乏一些质疑声音。尤其是在庭审第一天,以薄熙来提出的“我是具体案件一个一个地讲”为开端,一一否认公诉人提出的受贿指控,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反驳观点,此举显然经过了精心准备。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面临这种情况的公诉人并未及时做出有力反击。而且,被告人薄熙来还在当庭对检方证人徐明连发21问,气势极盛,由于是有目的地筛选出的提问,徐明只能据实以“没有”作答。在此过程中,公诉人却并未作出及时阻止。此外,即使是赚足好评的济南中院也并非毫无瑕疵。在庭审第2日,负责直播的官方微博更新速度明显降低,有传言便称可能因特殊原因直播将终止。而在庭审第五日,官微再度删帖,将薄熙来提及的“上级六条指示”前后文字记录删除,也引起外界诸多揣测。

分析人士认为,这些不足其实也正是未来法治改革的目标和着手之处。事实上,按照法律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外,都应当公开审理。在30多年前审理江青反革命集团时中国最高院特别法庭便是使用了电视直播的形式,比之如今显然是更为公开透明,也更能显示出当时中共领导集体的决心和自信。因此,对于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委员、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这类牵扯和影响重大案件的审理,未必不可考虑通过更为公开和客观的视频直播等形式。更为重要的是,还需以公审薄熙来为开端,将中国法治建设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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