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韬•文韬•守土》一篇里，周文王问姜子牙“守土奈何？”姜子牙回应称“为仁”是最好的方法。而何谓“仁义”？那就是在国家富强时恭敬对待民众，让他们生活安逸。它的前提就是要为政者廉洁自守，决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一己的不义之利，危害国家。正所谓“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也就是说做不到防微杜渐，损害国家的小事就会发展成尾大不掉、祸国殃民的大事，这样的政府又如何能做到“为仁”？《守土》一文这样说：“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在恰当时机必须有勇气和魄力作出果断的决定，优柔寡断，误了时机就会失去一切。
在中国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贪腐案审判中，由于他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因而只被判处死缓，为此社会怨愤之声比比皆是。最近，中共对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贪腐滥权审判罕有地进行了网上直播。虽然外界对中共这种透明颇为惊讶，但一般都认为他也顶多被判处死缓，与其妻子谷开来的情况一样。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的贪污数目虽然巨大，估计处以极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即便现在有诸多迹象显示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很可能存在的严重腐败滥权等案件（一直在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与报道），最后会石沉大海，或者只是内部处理，这都成为关心中国发展的人十分担忧的事。如果中共继续对这些重大腐败案件高举轻放，其结果必然是“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习近平的反腐决心将被视为门面功夫，目前的整风以及中国梦的承诺都将受到质疑，开局良好的十八大也将失去人民的信任。
十八大之后，中共的政治任务就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腐，二是整风。如果说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不少人还在揣摩他将以什么面貌领导中国的老百姓实现中国梦，那么这两项工作的成效就是评价的标准。对于前者，他在年初的中央反腐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苍蝇、老虎一起打，他是否能兑现承诺正经受着考验。对于后者，如果中国官场恶习能够遏制，让老百姓信服这次整风不是走过场，它就能够令不少怀疑和反对者折服，成为重塑中共威望的试金石。自去年底至今年初，官场饮宴酬谢活动大幅减少，送礼请客情况显著改善，一些高级餐饮场所面临关门大吉，应该说这是整风的一次小成就，但要看其成效是否能够持续。
表面看来，整风是指对“四风”的治理，即针对官员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打击。但实际上，要彻底打击这四种风气，就需要针对官场的腐败文化进行革命。腐败除了指贪婪受贿、买官卖官，还包括生活和工作作风上的腐败。也就是说风气败坏和贪污腐败都是表象，它们的核心是腐败文化。什么是腐败文化？就是逐步在整个社会形成的一种普遍认识：广泛的腐败不会被追究，正所谓法不责众；腐败是官员的福利或权力，不腐败就吃亏，借助腐败改善家人生活是天经地义之事；升官了就不能寒酸，不要坏了官场规矩，不能不食“人间烟火”；拿了人家的好处就要办事，否则不讲义气；拉关系、托人办事就要给好处、还人情等等！这都是一些人借中国传统风俗为其腐败寻找理由，试图逃避责任。
腐败之可恶，对中国共产党更具深重意义。首先，中共是社会主义政党，它的信仰就是为民谋利益，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中共的腐败等于在政治上背叛自己的信仰，侵蚀老百姓的财富，是公仆偷窃主人的行为。如果说腐败对谋取私利的资本主义政党还罪不至死，那么对中共而言，则是罪大恶极。其次，中共政权是在中国农民和工人阶级帮助下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而获得的，是老百姓用生命将其送上权力舞台，今天它怎能过桥抽板，反过来利用手中权力从人民身上劫掠财富？
中共执政地位将在腐败背景下丧失合法性。最后，中国实行的是一党执政，也就是说人民无法有序透过制度机制更换政权，这就对执政党的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的执政党要避免被推翻，就只能够高水平地清廉执政，以换取人民对其信任和依赖。
习近平在面对党内党外的争论时，提出要用建国后的前后两个三十年来对中共政绩进行评价，它们之间不能够相互否定。这种观点的意义何在？我们可以从反腐的角度去认识。绝大部分人都会认同，建国后的头三十年，中共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断进行无序和长时期的政治斗争，这是党内无法容忍不同政治观点以及对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僵化教条所致，掩盖了中共对政局拨乱反正所获得的政绩。不论是反右还是文化大革命，人民因为政治斗争造成的伤害而忽略了中共曾经的丰功伟绩。也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的地位受到质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也险些被消耗殆尽。当打倒“四人帮”和否定“文革”后，中共在人民心目中的诚信才有了重新建立的机会。虽然说在这些政治动荡背后，中国的经济依然有着长足发展，改变了建国前的经济衰退状态，但在人民的记忆中那还是一个悲剧的年代。
很多人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就不亚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它重新证明了共和国的建立是符合历史发展和人民愿望，这是对建国后的后三十年的客观描述。然而，任何政权都不能沉浸在过往的政绩中，不论是哪个三十年，人民的要求从来不会停留在历史的某一瞬间，更何况改革开放的成果也遮蔽不了在中共执政下发生的腐败。作为人民公仆的中共干部队伍，他们的不良作风已经成为全国人民无法忍受的祸害，侵蚀着改革开放的政绩，不断耗损着中共管治的合法性。如果没有类似于打倒“四人帮”和否定“文革”的那种魄力和举措，中共是否能够继续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还存在变数。
中共执政六十多年其实很短，它还在不断为自己建立的制度进行修正与改革，希望找到更适合中国现实的政治体制和执政模式，这是值得理解和赞赏的。在中共十八大之后，我们曾经就习近平如何领导中国去面对它的十大挑战进行了讨论。我们这样提出：“官员腐败是当前中国政治最严重的问题，也是社会关注度极高、人民意见最强烈的地方。它不仅造成党群关系疏离，影响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扭曲了中国人的价值追求，整体上拉低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腐败还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对于中国的老百姓，中共的政绩就是公平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他们深信这样的选择符合中国的需要，寄希望于中共能够落实自己的承诺，让人民安居乐业。但中共目前所身处的腐败环境却直接与这种承诺背道而驰，它的伤害甚至比前三十年的政治斗争更大，因为直接挑战了中共与它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使命，人们因此不得不对这个政党的本质产生怀疑。
中共必须深刻认识今天的反腐和整风在人民心目中的意义。它不只是道德和意识形态追求，而是对自己政府和社会的一种理性认知，是经历了对封建社会的否定、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对生活现实的体会之后，就人的社会存在的一种觉醒与期盼。它不只是党内的一次运动，而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在今天是否能够延续的一种民族坚持。中国人从有历史记载开始，就要求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民的利益必须受到尊重，丰衣足食不能够只是部分人的权利，任何特权都一定会对社会价值进行践踏和扭曲，所谓“官二代”或“富二代”现象都是违背公平正义的追求。
中国人特别注意到苏联的崩溃就是因为苏共特权所产生的腐败，这一点在中共以往的历史中还不算突出。但改革开放之后，中共传统的官僚习气结合了金钱享乐的诱惑，成为腐败的温床，培育了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由于这样的腐败，不少中国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具有他们所认可的继续执政的资格。如果有人认为中国人生活有所改善，因此就对中共的腐败有所容忍，以为这是中国文化所孕育的淳朴民风，那只是一种曲解，是在为腐败寻找借口。
中国人从来就认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人民丰衣足食，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以及惩治那些破坏这种公平正义的败类，特别是那些“食君之禄、担君之忧”的官员。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实行的法治，以及后世无数包青天式人物都是根据这样的民间情绪所产生。一些人对前任胡温政府的主要指责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认为不少官场腐败和各种风气的滋生都是由于他们的软弱。最近，江泽民是这样形容习近平：“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这或许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这种对“强有力”的渴望，隐藏着对外要保家卫国，不能再出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西方列强欺凌的历史，更不能够接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内铲除社会的特权阶层，彻底消灭导致老百姓不能够安居乐业的所有腐败文化。
虽然我们并不认为死刑可以彻底改变腐败的文化，但它的确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改变社会对政府如何认识腐败的“偏见”。我们不认为法律足以改变社会风气，虽然它的确能够起到警醒作用，让人望而生畏。《左传•昭公二十年》曾经有这么一段话：“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强政励治的意义。然而，“强有力”的意义远远超越这样的范围。它是一种领导力的展现，是一种达到信仰高度、对人民生活追求的承诺。它包括对腐败势力毫不手软，在诱惑面前能做到刚正不阿，在方法和态度上要强政励治、理直气壮，甚至可以“矫枉过正”。
过去的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的追求主要围绕着现代化这个目标。虽然说它的定义在不同群体中众说纷纭，但在腐败这个议题上却有着极大共识。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这是多么简单和淳朴，它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所反映的社会的核心价值应该得到尊重，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应该被普遍承认，任何压制人民自由的政策和恶习都将被制裁，官员过着奢华糜烂的生活从文化和现实层面都必须被彻底否定，而且这一切都将获得制度与法律的配合。这种意义的现代化跟每个家庭拥有汽车、有能力出国旅游、孩子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有着同等重要性。对于这样的要求，它无法在一个充斥着腐败的社会里实现，更无法被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政党所拒绝。
中共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执政党，它有着严明的纪律。如果说它有不足的地方，但还不至于看不见眼皮子底下的腐败。问题从来就是它的领导者是否愿意抛弃所有的政治包袱，彻底承认党内腐败已经到了亡党亡国的地步。这不只是在口头上达至共识，而是从行动和制度上认真落实。就以毛泽东来说，虽然他曾经在“文革”和反右等政治运动中犯下了弥天大错，但我们却不能够否认他是党内最具魄力与远见的政治家，深刻认识到这个民族的需要和历史轨迹。每当毛泽东看清楚了政治情势，从来都不会对所要做的事情有所犹豫或顾忌。我们在邓小平身上也找到这样的品质。但在十八大之前的两任政府，除了朱镕基之外，其余的人对官场腐败的容忍却是显而易见。在习近平继任之后，反腐的声音被提高了八度，但我们还是隐约看到了高举轻放的影子，这并不是人民乐见的。商鞅当年为了让人民相信政府的决心，以城门立木赏五十金取信于民。为了让人民相信彻底铲除腐败的决心，中共也应该不拘泥常规----“操刀必割”，以“重惩”告知天下，方显反腐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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