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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谈中国与影子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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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在减速。人们非常担心,影子银行使不透明融资日益膨胀,国内不良债权的规模越来越大。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能否实现软着陆?《朝日新闻》采访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陈教授一直在国外密切关注着祖国发展,他对政治体制与外交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有些担忧。以下是对陈教授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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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问:以影子银行为代表的不透明的金融体系引发了担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我的想法稍微有些不同。影子银行是应该支持的。

问:您为什么这一认为呢?

答:在中国,正规的银行,在利率设定和融资对象等方面受到了政府的严格管制。如果不是大型国有银行与政府想要扶植培育的产业,或企业在地方政府里没有关系,就无法获得银行的贷款。而影子银行则能向那些中小私营企业、在政府里没有关系的企业,以及政府认为不重要的产业提供资金。

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来促进经济增长,压低贷款利率,使其低于市场状况的实际水平,让企业和地方政府能更容易借到钱。在物价上涨超过存款利率的情况下,人们就会转而购买利息较高的金融商品。这样一来,影子银行的资金来源----理财产品就自然而然得到推广。

影子银行也是一种顺应社会需求、提供金融服务及商品的一种模式。如果政府把金融不稳定的责任强加给它并对其打压的话,对社会的伤害会更大。相反,政府应该放宽对金融行业的管制。

问:那么,问题出现在哪?

答:真正的问题在于贷款方。地方政府为了筹集资金创立公司(融资平台),通过影子银行融到很多资金。地方政府将资金投入到无序的过度开发项目中。地方政府财源不足,再加上经济增长是考评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另外官员自己也可以从中获利,因此地方政府兴建工业园区,想方设法吸引企业入驻工业园区。比如,在已经面临产能过剩的太阳能产业中,很多公司严格意义上都应该破产,但他们现在还没有破产。银行的账他们还不了,但是银行也没有逼着他们破产,就是因为这些地方政府的官员施加了很大压力。不让这些银行催逼这些公司进入进入法院的破产程序。

现在地方政府借的钱太多,没有谁搞得清楚这一负债金额到底是多少。最大的问题在于,监督和规范地方政府的政治构架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这已经超越了金融的范畴,是政治治理问题造成的结果。

问:在经济减速的情况下,中国各地出现了许多无人居住的工业区和住宅区,人们称之为“鬼城”。您怎么看?

答:投资亏损的项目相继出现,地方政府无法偿还银行贷款的话,很可能会严重打击中国的金融体系。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以经济刺激政策为契机,中国的这种贷款不断增加。当初安排这些投资项目的官员现在还在任,或是调到更高的职位。没有人能对这些项目进行监管。在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大。

中央政府的经济官员也很担心这个问题,但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局限。

问:什么局限?

答:仅凭经济和财政政策来降低金融危机的风险是非常困难的。为了控制政府的为所欲为,政治改革不可或缺。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简单的通过货币政策、利率政策还有其他经济政策去改良整个经济的效率,提高社会运转的效率,过去三十几年能做的已经差不多都做完了,接下来他们的努力再多也很难达到以前看到的那种效果。

因为今天中国经济和社会最主要的障碍不在于经济政策的好坏,而是在于整个的权力失控,政府权力涉及到的领域太多太多。尤其是具体到征税的权利,没有什么控制,国有经济的发展空间也没有任何制约。政治对经济领域干预过多,不存在控制政府权力的机制,这才是问题所在。

问:危机的信号体现在哪里?

答:主要有三点。第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就是可以看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如何。具体来说就是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负债会不会继续快速膨胀,财政赤字会不会快速增加。这两点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银行和金融市场是否出现危机,关键取决于政府的财政状况。

近20年来,国外经济学家一直指出中国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但金融危机并未真正发生。因为做这种判断的经济学家们以为中国的银行跟美国、欧洲的银行一样是私有的商业银行。但实际上中国的商业银行都是国有商业银行,所以商业银行可以有很多坏帐,可以赔钱。

只要中央政府的财政、地方政府的财政还有钱,他们会拿这些钱来补充这些亏损的银行。也就是说中央及地方政府出钱处理了银行的不良债务。如果财政出现危机,那么金融系统的危机也会马上到来。问:与日本相比,中国在财政政策方面余地还比较大。但随着老龄化推进,政府的财政支出还会进一步增加。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不仅如此,许多地方政府会通过出售土地的使用权来增加财政收入。在一些城市,政府收入的7至8成来源于土地收入。所以,第二个重要问题就是房地产价格。一旦土地价格下跌,地方政府的财政就将遭到严重打击。公共服务会受影响,地方政府也无法偿还银行的贷款。

问:前总理温家宝经常强调,要让房价回归到合理水平。您怎么看?

答:我一直都不相信这句话。首先,地方政府就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真正房价要跌很多的话,那些地方政府会没有钱花,地方政府不会允许把房价真正压下来。而且,这还会对中央财政造成影响。可是土地资源毕竟有限,地价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上升。

问:那么,第三个重要问题是什么?

答:第三个很重要的、有可能让中国经济陷入危机的因素就是外交关系。

问:在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问题上,日中两国产生了严重对立。这会对中国造成怎样的影响?

答:不仅是日本,中国与菲律宾、越南、印度之间也关系紧张。如果中国试图用武力解决问题,那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中国经济将近50%是依赖外贸的,对于这样大的一个经济体系来说外交政策非常关键。如果进出口有问题的话,中国很多行业的就业就会受到极大挑战。

这是中国经济第三个主要风险。在今后的5至10年中,如果不能营造一个良好的外交环境,就会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问:对于中国来说,对日贸易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渐下降。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开始轻视日本了?

答:这并非单纯的贸易比重问题。假设中国和日本发生了冲突,那么整个游戏规则就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外国看待中国的目光也会发生明显变化。这并不是一个谁先挑衅、谁站在正义一方的问题。冲突双方都会提出自己的理由,国际社会也明白这一点。

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日本也是一样的。如果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并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对于亚洲国家来说,日本也就不再是二战之后的那个日本了。

钓鱼岛的问题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日本人也是一样。是那些政治家试图以领土问题来煽动民族情绪。今后,双方都很可能无法控制被自己煽动起来的民族情绪,这非常危险。我很担心这一点。

问:您怎样评价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李克强经济学”?据悉该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经济减速并积极推进改革。答:我觉得李克强总理和他的班子是做好了思想准备,至少他们认为是做好了准备。愿意接收更慢的增长速度,但更好质量的增长,不是简单的数字增长。中国有些官员认为经济增长率即使降到6%或7%也可以接受。然而伴随着经济减速,人们的政治期待与社会上的方方面面都会发生变化。我不觉得官员们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GDP增速真降到6%、5%以后,一旦人们开始发现自己的收入、股票价格、企业的利润、房地产价格不像过去那样增长那么多了,中国政府就会面临较大的政治压力。因为民众是在认为经济仍将高速成长的前提下,才对当前的政治现状保持着宽容的态度。

问:您想对总理李克强提些什么建议呢?

答:与其由政府出资兴建公共事业,不如实行减税政策,放手让企业去做。另外,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基础,所以政府不会改变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但即便如此,国有企业也可以把资产放到一个基金里,然后把这些国有资产基金的股权分到中国公民手里面,让人们能够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升值所带来的利益,给他们分红,以这种方式刺激经济增长。

还有就是允许农民买卖土地,让他们尝到房地产价格上升的甜头。

问:但土地公有制不是共产主义的根基吗?

答:大家都很清楚,地方官员把从农民手中购买的土地以低廉的价格转让给自己的子女、亲戚或朋友。这是一个以权谋私的制度,帮助掌权者牟私利的一个制度安排。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当中国经济按10%的速度增长时,他们没去进行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的改革,现在反而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候做这种改革,所以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实际上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些市场化改革跟经济状态关系不是太大。因为人有一个惯性,如果经济状态很好,日子过得很好,当然没有几个人愿意去改革。

李克强总理很可能想观察经济和政治状况,选择一个好时机进行改革。但是,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最完美的时候。日本也一样,这是人的本性。特别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因为有很多人是目前这个体制的受益者,政改会很困难。大概只有等到发生危机,见到棺材才可以愿意做出牺牲。

人物简介:

陈志武,1962年生于湖南省农村。在当地的大学读完工学专业后,于1986年赴美国留学,并留在美国。美国耶鲁大学博士(金融学)。采访后记:

记者和陈志武是在北京见面的。暑假里,他回到中国为国内的大学授课。文革后的80年代,他进入了大学。当年在家乡看的日本电视剧和电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介绍了那个年代的人们对日本抱有好感。为什么大家不觉得与邻国关系恶化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呢?他这个直率的问题也在追问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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