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科学前沿国际会议暨中国科学院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揭幕仪式在京举行。会议期间，菲尔茨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专访。
与卡弗里基金会的关系
《科学时报》：你与卡弗里基金会的关系密切吗？你在中国科学院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创建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丘成桐：我本人和卡弗里基金会并不熟悉，但我和圣巴巴拉卡弗里研究所所长戴维·格拉斯是老朋友了，而格拉斯和卡弗里基金会非常熟悉，他一直支持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工作。两年前，理论物理所邀请他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他询问我的意见，我表示赞同。我现在也是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以后，在他的推荐下，又引进了卡弗里中国研究所。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都来自国外，因为他们不受中国国内人事问题的困扰，可以比较客观、中立地看待问题，他们的职责就是研究理论物理所，包括卡弗里理论物理所在内的结构，有什么优势、有什么缺陷，并且指出来。而且我们又帮忙成立了一个国内的委员会，要从全世界提交的研究项目中筛选最前沿的、适合卡弗里研究所的题目。
我真的非常佩服这些人，他们都是鼎鼎大名的大师，在卡弗里所的创建过程中花了很多功夫，完全是义务的、无私的。他们抱着非常美好的愿望，希望帮助中国发展理论物理研究。
中国的理论物理研究水平
《科学时报》：那么，中国目前的理论物理研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你认为中国的理论物理研究在哪些方面与国际水平比较接近，未来能否有所突破？
丘成桐：我只懂得物理学上的一小部分工作，没有资格来评论，但是据我从各方面得来的信息显示，中国目前的理论物理研究水平与国际一流还有一段差距。一般估计，在中国要产生诺贝尔奖的工作至少是10年后的事。但只要我们能够群策群力，总是会成功的。
理论物理或者数学最好从多方面发展，因为很多时候，最前沿的科学是突发出来的。不像市场经济，比较容易预测向哪个方向走。有些学科，比方说纳米技术，可能跟市场有关，但是像理论物理，不一定要有固定的方向，可以是多方面的。相对来说，理论物理需要的投入不多。
基础研究的投入
《科学时报》：这样看来，中国目前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是不是还不充分？是否应当加大投入？
丘成桐：现在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是绝对不够的，远远不如西方。我认为中国科学如果要有一个突变，应该在投入上也有一个突变。因为像数学、理论物理这样的学科所需的投入非常少，比方说理论物理所一年也只有几百万元的经费。但是数学和理论物理这类基础研究作出的成绩对整个科学、整个国家都很大，投入产出比比较高。
中国需要第一流的人才，美国也需要第一流的人才，因此都要用很高的薪水去引进，像哈佛大学这样的一流大学也要用各种方法去吸引人才。因为人才数量有限，中国要和美国竞争，非要用特殊的方法去吸引不可。不可能我们坐在这里，人才就来了，即使来了也是短期的。我希望能有一些真正一流的人才全心全意全时间地来发展中国的科学。
中国现在基础研究落后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大师、缺乏人才。中国目前的人才选拔和激励机制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年轻人即使作出了一流的成绩，也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资源分配的方法不见得最好。因为大家吃大锅饭吃惯了，一时改不过来，看到有人拿得多了一点，心里就过不去。而且在中国论资排辈的现象还是很严重的。我一直觉得现在的环境对培养年轻人不够好。
如何看待“百人计划”
《科学时报》：那你怎么看“百人计划”呢？
丘成桐：“百人计划”有一定的好处，确实有吸引力，但是时间太短，只有3年。3年以后，这些年轻人薪水大幅降低，又要去找其他经费。在美国大学里，有所谓的“终身教授”制，只要年轻人做出了足够多的论文，并有杰出的成绩，就可以享受终身职位，衣食无忧。当然，如果他们要争取更多的经费，还是要不断向各种机构申请。这是很好的，这样他们才能不断创造，但是至少个人生活有保障了。现在吸引人才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这些优秀的人才不愿意全时间回国，他们觉得薪金和研究前途没有很好的保障。有时不是他们本人没有这个意愿，而是他们身边的人----太太、孩子不愿意。国内和国外的生活还是有些差距的，小孩子的教育也是他们考虑的一个因素。要培养大师，必须保证对一些杰出年轻人的长期资助，让他们敢于解决深入而重要的问题。
人才引进
《科学时报》：现在有些学校在引进人才的时候，给予他们远远高出学校平均水平的工资，这引发了很多矛盾，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丘成桐：我觉得矛盾是会有一些的，但问题关键不在这里。一般来讲，在科研领域，大家都佩服本行里做得最好的人。我们必须记住两个原则：第一，这些人必须是真正优秀的，真正做出一流工作的。第二，他们确实全心全意地为所在的这个学校服务，而不是到处挂名。现在，一个人同时在几个地方挂名的现象太普遍了。这就不能服众。要让人家佩服，他们必须保证学问是第一流而又对学校忠诚。如果虚有其位，怎么可能让人家佩服。我想，只要有了这两点，应该没有问题，不应当有人抱怨。比如，中科院晨兴数学中心有一个年轻人，非常优秀，他的领域是数学的主流，而在国内只有他能处于这方面的领导地位。他又花了很多工夫在所里开讨论会、带博士生。他的工资就是比别人高，我没听到有人说什么。在美国，一个作出一流成绩的研究人员的收入会比别人高出相当多的薪金，一般来说不会引起别人的不满。
管理模式
《科学时报》：据介绍，卡弗里所采用的是“问题驱动”和“项目驱动”模式，而不是采用目前中国流行的“人才驱动”模式，你能否比较一下这三者的优劣？
丘成桐：这三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晨兴数学中心也有所谓的“问题驱动”，我们找到一些最前沿的重要问题，然后花半年到一年时间从全世界引进最优秀的年轻人来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海外学者停留的时间太短，一般只有几个月，这样是可以带动一些研究的，但如果要让这些研究在中国生根，还远远不够。我希望这些学者停留的时间能够长一些，能够有一些人永久性地在中国工作。我希望能够多引进这种人才。我们已经成功地引进了一些这样的人才，希望继续努力。
论文指标问题
《科学时报》：现在中国科学界正在反对浮躁的风气，有一种看法认为这种不良风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研评价过多依赖论文数量指标，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丘成桐：论文有适当的数量是应当的，但孤立地算篇数是不应当的，因为论文可以被制造出很多，绝对不能真正反映研究人员的水平。论文必须要有质量，有质量不是单从期刊就可以看出来，好的期刊也可以出现很不好的文章。我希望在评审的时候，评审委员会里不要只坐着几个院士、校长，这看起来很权威，但其实不见得是最客观的。一定要让真正的专家来评，可以到全世界去找，这样比较公平。比如，理论物理所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就可以找出公平的方法来提拔好的理论物理学家，因为他们都是专家。公平的评审会令年轻人高兴。只有年轻人感到只要他们拼命去干就会受到重视，才会作出一流的成绩。现在年轻人宁愿到国外去，是因为他们觉得在国外得到鼓励和承认的机会比较公平。
“汉芯事件”
《科学时报》：你怎么看待去年的“汉芯事件”？科研发达国家如果出现了类似的事情会怎么处理？
丘成桐：那是个很糟糕的事情。做假做得很明显，那么，处罚也应该很明显才对。但现在看来处罚不够明显，不能服众。如果偷了、抢了不受处罚，那么很多人可能都会效仿。我觉得这不好。在发达国家，如果出现了这种事情，学校会成立专门的委员会，不光请本校的教授，也有校外或海外的专家教授来讨论这个事情。如果情况严重，当事人可能还会受到司法处罚。
与《纽约客》的争执
《科学时报》：最后，我想问的这个问题可能有些突兀，你和《纽约客》的争执现在怎么样了？你还打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吗？
丘成桐：我不想多评论这件事情。他们对中国复杂的人事关系、人情世故不了解，他们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事情。而且他们对数学这个学科不熟悉，完全是外行，即使数学大师想要花一年的时间搞清楚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和历史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外行想搞清楚是绝不可能的，《纽约客》的文章至少是一个误会。媒体竟然想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用非常的手段去访问一些还没有全盘了解这个猜想的数学家，为了吸引大众的兴趣又断章取义，对学界造成误导，产生极不应存在的负面影响，这对数学界及整个科学界是一个很不幸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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