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高”9日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进行了司法解释，相较于中国近6亿的网民，该解释对界定犯罪上极为苛刻，如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可构成诽谤罪。大陆媒体《新京报》10日发表社论，指出该解释还比较片面，应厘定公民正当言论权的边界，给予公民必要的“说错话”的宽容空间，保障公民的网络监督权。
文章称，网络谣言危害公民利益和社会秩序，需要依法打击。为此，在法律上完善打击网络谣言的相关规定，至为重要。针对利用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解释》做出了若干规定，比如，诽谤罪从自诉案件升格为公诉案件的法定条件----诽谤“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这次《解释》将之细化为诽谤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引发民族宗教冲突的等7种情况。
但文中也表示，对刑法的司法解释，应体现刑法的谦抑精神。特别在目前打击网络谣言的大背景下，刑法谦抑、实事求是的精神尤为重要。在一批兴风作浪的“网络大谣”落马的同时，另一种倾向也值得关注----个别基层司法机关执法不当，将网友的可以理解的失误，也当成恶意造谣进行了严厉打击。
为避免误伤，厘定公民正当言论权的边界，这次《解释》仅将“编造虚假信息”和“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等行为列为犯罪，而如果行为人“不明知”是他人捏造的虚假事实而在信息网络上发布、转发的，即使对被害人的名誉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也不构成诽谤罪。同理，通过信息网络向他人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也必须以行为人明知所发布的信息是虚假信息为前提。从“无罪推定”的原则看，这一项规定意味着：司法机关必须举证行为人是“明知”是谣言而传谣，并且相关证据必须达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排除一切合法怀疑”的程度。
这样才能将刑事打击谣言的范围，严格限制在恶意造谣、传谣者，同时给予公民必要的“说错话”的宽容空间。此外，打击谣言的同时，也要保障公民的网络监督权，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强调：网民进行网络检举，“即使检举、揭发的部分内容失实，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或者不属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而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就不应以诽谤罪追究刑事责任。”
动辄得咎，让互联网失去活力，舆论丧失监督能力，绝不是依法打击网络谣言的目的；相反，“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让守法者畅所欲言，让违法者寸步难行，这才是互联网法治昌明的标志。
所以，贯彻打击网络谣言的司法解释应体现宽严相济、不枉不纵、刑罚得中的法治精神，严格区别恶意造谣和错误表达，依法打击犯罪的同时，也要保障公民的言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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