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半年打击网络谣言的专项行动将中共一段时期以来的思想整肃运动推至高潮。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8月中旬明确意识形态工作基调的背景下，观察人士为此项行动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色彩。当以毛左色彩浓厚的《北京日报》为代表的中共宣传机器配合当局制造声势并“喊打喊杀”、不断制造紧张和肃杀气氛时，类似的“文攻武吓”却复苏了人们对失去言论自由的恐怖记忆。中共声称将区别对待诽谤、造谣，但为数众多的反对派声音仍然认为清理舆论空间的同时可能瓦解政治异见的生存空间，钳控思想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因为它引发的中共与民众间的对立将不可避免地使中共陷入孤立。曾在《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中告诫，习近平将面临重新整合民众信任、融合多元价值取向的挑战。但是中共的宣传机构正在将其引入糟糕的境地，重树政治自信及意识形态架构更难预知。
视民众为思想敌人 喉舌鼓吹“亮剑”
如果说“七条底线”尚有一丝柔性的循循善诱的话，如果说“反宪政”大讨论仍在试图在陈旧语境中做以理服人的尝试的话。那么随后，当当局大范围围剿网络谣言，即使面对舆论反弹也坚持逮捕数百所谓谣言制造传播者时，中共宣传机器终于按捺不住，重新滑入意识形态的极端对抗的泥淖。中共喉舌宣称不能容忍网络谣言的恣意泛滥，紊乱国法，此言诚然不错，但《北京日报》借机大举向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的追随者扬言“大开杀戒”便值得警惕了。
8月19日习近平上台后首次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被视为确定习时代意识形态和宣传定位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此次会议上的长篇讲话成为此后中共宣传机器的指导思想。尽管对于习近平的讲话，即便是中共宣传机器对外释放的信号也存在差异，但从连日来主流舆论的跟评来看，似有将异己声音视同敌对和挑衅的迹象。
《求是》《人民日报》与《北京日报》纷纷公开以“亮剑”相胁，为抢占舆论阵地摇旗呐喊。他们试图用类似的声音放大警告，其中充满火药味的语言威逼民众慑服并屈从于官方的意识形态。
《求是》鼓励领导干部不必理会负面评价狠打“不良言论”，“共产党人连流血牺牲的革命年代都走过来了，还怕损失一点蜗角虚名？我们党更不会以这种虚名来评价干部。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要带头和不良言论作斗争，敢于亮剑，敢于担当，冲锋在前，形成一呼百应的局面。”《人民日报》的《关键时刻要敢于“亮剑”》一文要求领导干部对那些恶意攻击、造谣生事的错误言论，以鲜明的态度主动发声，帮助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向来毛左色彩浓厚的《北京日报》与《人民日报》可谓不谋而合，题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要敢于亮剑》便切换至文革时期大字报的写作模式，“要斗争， 就要不怕鬼、不信邪，就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 “尤其是对一些人极力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闻自由’等论调，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任何时候、任何渠道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和方便，该管的要管起来，违法的要依法查处。”在分析人士看来，中共喉舌希望以攻为守，试图在虚拟空间依旧攻城略地，利用对抗性思维压制异己声音。它似乎实际上仍延续着革命党的一套理论，而并未意识到自己执政党的角色转化。
在此状态中，群众是不可信任的“思想犯”，是带有“原罪”的异己力量。所以他们可以采取“斗争”手段去改造、去“拯救”每个思想上误入歧途者，但这却背离了习近平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初衷----满足与引导。
其实正如人们所指出的，实际上没人怀疑中共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实现长期执政基本是确定无疑的。但当中共喉舌无法承担应有的沟通责任，清除官民间的不信任和疏离感时，对抗思维将可能酿成无法估量的麻烦。中共执政后每次极左思潮泛滥都无不刻印着宣传机器的“丰功伟绩”，它们在某一特定的场景中甚至成为直接诱导局势恶化的重要力量。文革时期，“四人帮”等控制下的“两报一刊”大字报泛滥，任何人都可能在瞬间成为它所指向的阶级敌人；而1989年《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将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请愿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也曾彻底激化了中共与学生的对立，并最终使当事人在心理上至今维持着难以弥合的距离感。前者之鉴不可不察。
宣传机器畸变中共高层意志
“发展才是硬道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中共的类似口号下，中共因为改革开放实现的经济腾飞继续享有着执政的合法性。但是这种民生满足并非全部，它反而会更加刺激民众向往精神层面的归属感，比如政治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正如上文所言，在现代媒体环境中，介于党与民众之间的媒体舆论可能左右中共与民众的诉求差异所引发的对撞格局。
对中共持批评态度者不愿意将中共的宣传机器径直表述为媒体，因为这样的称呼可能漠视了它的代言职能。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8•19宣传工作讲话以及最近的官方表态中，中共希望能够抢占更多的媒体阵地，尤其是在日益占据更大舆论空间的网络媒体上推销自己的正统的意识形态。习近平声称这项工作极端重要。
不过，习近平的讲话似乎不喜欢自己的喉舌再以强加的方式教育群众。他声称宣传思想部门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呼吁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时，但也强调要“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
这也意味着习近平对当下舆论宣传机器的守旧模式的确有所担心。此前曾说，习近平可能希望整个未来的话语体系，尤其是意识形态建立自信。但是这种自信需要建立在对多元舆论声音的优势上，而非依靠行政权力。曾在《引领中国----习近平面临的十大挑战》中提到了多元性是现代民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中共对自己的党员思想有着严格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社会层面，中共必须接受多元价值的存在和发展，透过提高社会主义的说服力和公信力来争取人民支持，强迫人民接纳一元价值难以奏效。中共必须提升社会主义的“市场认知”，也就是除了提升它的“品质”，还需要改善其市场推广模式。在现代社会普及一种意识形态，就好像对商品进行市场推广，品质的好坏决定其价值，但推销手法也是商品成功的关键，中共必须将市场推广视为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一向激进色彩比较浓重的《环球时报》也在9月6日发表社论《“共识”应当扩大，“共行”必须保障》。在其看来，中国社会共识有限，尽管主导思想不可能多元化，但在社会思想、观点多元化的时代，各种利益分歧和思想政治分歧的规则亦应获得“共行”的资格，并获得法律的保障。
文章呼吁对国家这一政治能力的局限性保持清醒认识。
在历史传统中，思想宣传历来是一个颇为敏感脆弱的领域，历来有“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之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呼吁解放思想，但也总是在“奇数年反右，偶数年反左”间不断修正。从近一段中共对媒体生态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反映看，分析人士一般认为，从5月份便开始的反宪政和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保卫战，到8月份声势浩大的打击网络谣言行动，尽管的确瑕疵重重，但并非不让人说话。尤其是在打击网络大V的同时，中共微博直播薄熙来案庭审并允许大范围的讨论。
媒体应该成为一个沟通中共与民意的平台。中共可以反击甚至管制谣言泛滥，但更多地应该体现一种包容多元思路的沟通态度，将媒体视为满足民众表达需求的“公器”。即如上文所言，主流媒体乃至新兴媒体如果成为传播恫吓和洗脑思想的工具，那么非但不能繁荣习近平在宣传工作会议中所呼吁的以中国特色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还可能彻底将党群关系对立化。须知，令民众心生畏惧的政治永远不会稳固，也不具有任何合法性。
所幸的是，近期中共已经进行了类似的反思。8月底到9月初，官方舆论宣传风向渐变。新华社9月2日发表评论称，打击网络谣言，初衷是好的，但不能把自己不喜欢听到的声音，都扣上谣言的帽子。要警惕一些地方在执行中滥用、跑偏。广东政法委和广东高院在微博上解释讨论“子产不毁乡校”。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把握好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称遏制网络活力，同样有违中央精神和时代潮流。《南方周末》的报道称，有关部门事实上在8月底下发文件，严防扩大化。
有政情观察人士分析，当下的思想混乱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官方喉舌不是故意曲解上意的话，那么这种至少是宣传态度上的转变的确可能令中共庞大的宣传机器倍感痛苦。他们也许难以逃脱陈旧的僵化的意识形态语境，但要树立中共自信的主流价值观必须经受各种挑战，舆论的多元化声音都应该得到保障，而非通过恫吓桎梏民间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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