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报道称，中国自由派学者夏业良将要被其任职的北就大学解聘，与其观点相左的《环球时报》闻之迅即发文力挺，夏业良进而指控《环球时报》造谣并称将宣称将起诉其主编胡锡进。观察人士指出，这一插曲发生的背景是，经过中共十八大后初期反腐整风大鸣大放后，数月以来中国社会舆论尤其是网络空间日益局促。而且先前的政治指示和宣传，现今已经细化为较具操作性的、针对个人的管控手段。
其背景又是，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网络乱象纷呈，各类大V、网络水军、营销帐号充斥其中，这就为社会性或政治性的、有意或无意的网络造谣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供了客观条件。为此，中共此次十分应景地祭出了整肃网络秩序的大旗。不过，这行动似乎成为一把双刃剑，不仅遭到在活跃于网络的右派的强烈反弹，而且因为左派所使用手法与右派并无二致，也难免被误伤。
公检法联手整肃网络舆论
自今年8月份以来，中国网络生态日趋紧张。先是曾多次编造和炒作谣言的网络名人秦火火及其同伙被逮捕，继而是网络大V薛蛮子因涉嫌嫖娼被拘留。曾实名举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的《新快报》记者刘虎也被北京警察在重庆异地逮捕并“抄家”，其妻子认为应当也与“网络造谣”有关。
以此为标志，中国各地兴起了一场公检法和宣传系统联合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行动。此前有报道《中共辣手治网络谣言 下达追杀令惩祸患》指出，山西省公安厅在约两个月的时间里仅在一省范围内便查处101人，其中多人因在网上造谣被行政拘留。而在全国范围内，已有数百人因各种原因被拘捕。
在此氛围下，在9月9日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逝世37周年纪念日，中国“两高”（最高法与最高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第二条第一项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即触犯刑法，且“情节严重”。由于中国网民众多，热门帖子、微博等信息动辄浏览、转发上千、近万，甚至数十万，两高的《解释》规定算是极为严苛了。
在大V薛蛮子因嫖娼被拘留后，中共官媒即纷纷聚焦到他的大V身份上。党媒《人民日报》更是相继刊发《谨防大V变大谣》、《网络大V应该以“薛蛮子”为戒》、《“大V”标签不是违法挡箭牌》、《谣言若没有大V帮助转发很难形成声势》等一系列文章剑指网络大V。这些密集动作连番出击的同时，置身其中的敏感的观察人士不由预感到中国互联网舆论寒冬的来临，而且首当其冲的就是在网络中拥有较大话语权的大各位V们，尤其是长期扮演体制外批评者角色的自由派或右派知识分子。右派大V受冲击就地反弹
长期坚持自由派观点的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不久前在推特上发帖称，自己因为“反专制”即将被学校解聘。消息传开后，《人民日报》子报《环球时报》迅速发表署名为“单仁平”的评论文章《做北大教授，先要通得过校内考核》，指称他去年便未通过校内岗位考核。坊间普遍认为，《环球时报》的单仁平即是其主编胡锡进笔名，或是奉行胡锡进意旨的写作团队用名。据媒体报道，在《环球时报》此文发布后，夏业良即通过友人在再次在推特上发声表示，胡锡进称自己未通过考核为恶意造谣诽谤，并且将保留起诉胡锡进诽谤的法律权利。
事实上，夏业良的遭遇和反应也与其他一些自由派网络大V较为相似。在过去1个月中，微博中已有粉丝数量众多的多位大V如 “文史女教师”、“作家-天佑”、“墨钜”被禁言。另一位大V潘石屹被央视采访谈论大V的责任。稍早前，被认为与薛蛮子为同一重量级的大V李开复因为被查出患有淋巴癌。因为有薛蛮子因嫖娼被抓，以及一些网络举报者、造谣者和炒作者因经济问题或治安问题被抓的前车之鉴，此事也引起了网络沸腾，其中不乏一些缺乏根据的揣测。
在两高《解释》发布后，也引起众多自由派学者不同形式的质疑和反弹。此前有报道《舆论场：被迫终结的“大字报时代”》对此有过较具体的描述，专栏作家何三畏“求转发”，目的是要超过五百条以身试法。北大教授贺卫方则央求“不要转发”、“留条活路”，目的是表达对当局试图修改教师节日期的不满。看上去都在挑衅最高法，其实更像是借“求转发”、“求不要转发”进行抗议、表达无奈。也有一些学者在深入分析和解读《解释》后，直指两高《解释》的不合理性，甚至有违反宪法的嫌疑，还向网民提出一系列避免因之“犯罪”的注意事项。
除此之外，面对来势汹汹的网络整肃行动，部分意见领袖还展开了就地反击。例如，9月9日一位名为“天津大力丸”的网友转发了一条微博，该微博声称毛泽东在1940年将中央特批给他的每天半斤牛奶的取奶证给了一位老战士。大V章立凡既而发表微博表示，【五毛、毛粉注意：我正在搜集你们网络诽谤的证据】已截图留存。2高“司法解释”也能为我所用，敬请各位速将“天津大力丸”此条跟帖转发500次，本人将作为起诉证据。不久后章立凡又转发该微博表示，转发已超500，请“系统管理员”提供此ID的真实身份。
不久前，在2020年夏季奥运会举办权投票过程中，中共官媒新华社与央视齐闹乌龙。在最终投票结果公布之前，率先发布“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的快讯。但是结果却证明是日本东京而非伊斯坦布尔获胜。此事在中国网络中也引起极大反响。许多自由派学者借当前整肃网络谣言的东风，直指官媒发布官谣，并且顺带又提及了《人民日报》在大跃进时期首页刊发的“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假新闻。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此番整肃网络行动之所以遭到众多大V等意见领袖群起抵制和反弹，一个值得考虑的原因是他们在网络中实现了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存在于体制之外的政治和社会参与，并且因此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事实上，这本应是每一个中国人民都享有的基本权利，他们也有理由珍惜这一已有权利和地位。不过，也可能这些大V们在体制外进行政治参与的形式，恰恰是作为执政者一时间所难以接受的。
网络整肃成双刃剑 中共需容得下批评
有观点指出，在两高联合发布《解释》的当天，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在第五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畅谈网络空间的自由与秩序。而不论是具体化的《解释》还是官方对规范网络的讲话表态，更多地是体现出了对侵犯他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对秩序的整理和规范。因此，从理论上来讲，这种制约是中立的，没有体现出过于明显的左右倾向。
由于中国网民数量极其庞大，素质参差不齐，又缺乏足够的锻炼和引导，不论是坚持左派还是右派立场和观点的网民群体之中，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理智的现象，甚至养成了习惯。
一些较为激进的反体制民众和毛左经常在各种网络平台展开非理智和污辱性的对骂，左派大V孔庆东甚至曾喊出了“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之类的污言秽语。
因此，如果双方针对网络中涌现的一系列难以确定的“谣言”依据两高《解释》对簿公堂，显然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难免因之受伤。值得注意的是，近期还有一些毛左再度兴起讨伐已多次发表反毛观点的大V茅于轼，高呼茅提出的毛泽东领导下的大跃进饿死3,600多万人的说法为造谣污蔑。而如果双方就这一议题较起真来，则不仅这些左派人士，包括中共自身以及毛泽东的形象也将受到严重冲击。
不过，由于左派人士大多站在与中共相同的立场，即使其观点与官方意旨和宣传并不完全一致，即使中共决心将此次网络整肃进行到底，他们应当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其方法多是选择性执法。当前中共各地已经着手采取的一种策略就是通过以经济、治安等名目整肃这些网络中的反对者。因此，从一开始，左右两派在网络中便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反应：一方为网络整肃助阵喊打喊杀，另一方却是如临大敌满怀悲怆或是决意反击。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国政治的高度封闭性和排他性，互联网无疑为长期被压抑的社会各界开辟了一个较为自由和平等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一些现实中受困于体制的社会民众凭借思想和说辞赢得他人的关注和信服，实际上也实现了一种虚拟世界中的政治参与。而随着互联网不断发展，尤其是与现实的日益紧密的融合和互动，对现实中的传统政治体制造成了极为强烈的冲击。一方面是中共因为特权、腐败、贫富分化和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成为民间舆论不满的对象，另一方面是网络中各位粉丝数量千百万的大V们争向代表民众发声，揭露现实问题，甚至提出较为尖锐的意见。这些现象显然对中共一些尚停留在过去治国理政传统构成了较大挑战，一些毛左或极左更是将其认定为威胁。这也是一些官员会将自身形容为互联网中的弱势群体，将各个大V视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原因。
不过，从民众的角度来说，因为现实中的不自由，反而是中国网络中的虚拟世界可能更能反映自身的现实处境。而且从以往的历史来看，虽然各个大V经常诘难执政者，甚至是鸡蛋里面挑刺，但是也确实反映了现实中一些本来可能被掩盖的问题。在将问题揭露出来之后，往往是很快促进了问题的合理解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西部多次发生地震后，许多大V纷纷行动起来，不仅监督救援各个环节，问责当地政府，网络组织交通和物资支援，对政府救灾赈灾构成了不可忽视的补充。
因此，中共整肃网络秩序、规范网络运营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起到维护民众权利，维持网络和社会安全稳定的作用。不过，在各级有关部门的现实操作中难免会出现过激举动，甚至是有选择地报复性整治行为。这显然是有关部门在此次行动中应当努力避免的。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月初曾表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分析人士多认为，这些表述不仅体现了一种兼收并蓄的执政思路和宽容自信的治国心态，而且也是寻求整体共识和巩固唯一合法性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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