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而言，一旦事情的转变超乎人们预期，就会遇到不理解乃至阻力，这往往是社会将发生较大变革时的常态，也是面对思维更新时需要认识的规律。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官僚体系是相互关联的庞大利益集体，因此“官官相护”依然成为社会对官场的解读，甚至不少中共体制内的人也对此坚信不移。所以当领导层宣称要以最严厉方式打击腐败，即使一个个高官被移交司法，人们感到诧异的同时仍然还在质疑反腐的真实性。曾经独家报道某常委级别官员被进行腐败调查，但不少人还是不愿意相信，认为就算其真的有腐败事实，中共最后也只会高举轻放。或许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中共新的领导层正在彻底改变官场的陈腐文化与所谓的游戏规则。一些固有的认识和习惯的模式已经而且必然要发生变化，任何抗拒及消极应对都将毫无意义。最近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八一九讲话”）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八篇评论文章，尝试说明这次讲话的意义。在同一时期，他还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另外五篇解读，不可说不重视。但包含其他官媒的这些文章让人读到的只是一些政治套话。我们无法不怀疑作者是否明白“八一九讲话”对中国主流意识发展的意义，或者潜意识告诉他们这次讲话只是另一次“例行公事”？舆论工作者需要具有极为敏感的嗅觉，特别在社会酝酿变化的时刻更须如此，否则就是失职。看来目前到了中共官媒最需要向自身的陈腐开刀的时候了。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已经打破不少中共的恶习。他在政治上推动严厉的反腐和整风，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在经济上全面深化改革，李克强更提出新四化，改变以往对经济工作的粗放管理，让社会看到经济政策更具针对性，我们还看到经济政策与民生有了更大的融合；在军事上直面外部挑战并保持高度警觉，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绝不退让，并从军事建设和严厉整军角度对中国军事战斗力进行改革。意识形态是一个既复杂又多元的领域，这里存在相互矛盾的各种认识，不少人对习近平是否能够处理好、平衡好表示质疑。当传闻的“七不讲”被广泛传播，在宪政辩论上主流媒体刮起一股肃杀风，对网络达人采取高压手段等等，无法不让民意以为意识形态的讨论将全面左转。在这样背景下，自然而然让“八一九讲话”的正确解读变得特别重要。
对习近平来说，在十八大接掌中共总书记的工作之后，相对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其他问题，如经济的深度改革，政治意义更为重大的反腐和党内整风，军事建设以应对地缘势力变化等，显得更具迫切性与现实性。这除了因为它们都是立竿见影、可以直接产生效果的工作，意识形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项需要长时期推进的“细活”，要说服人显然就要花费更多时间。如果在现实层面具备了相当的政绩，习近平在意识形态领域就会更具说服力。我们都知道，如果有任何更为根深蒂固的保守力量，除了腐败这条“百足之虫”，可能就只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惯性认识才有这种“死而不僵”的生命力。这就不难理解管理意识形态官员的思维习惯是相当顽强固执的，他们的“坏习惯”可能更多。要找好方法、找对人，在恰当的社会环境之下，才能够推进这个领域的改革与变化。既然如此，习近平就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而最初的几步可能会显示出未来他要引领的方向。
从过去不到一年的表现来看，习近平是与众不同的中共领导者，他在短时间内就夯实了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有评论称，习近平的成长背景和他业已展露出的巨大气场决定了他要表述的施政理念一定会是宏观的、历史的、世界的。这就考验着承担落实责任的干部队伍是否能跟上他的思维模式，而且知道执行工作必须做到细腻、详尽、周到，才能体现他的思想。
从习近平的公开讲话可以发现，他对官员的要求不会有太多空话，不会言之无物，更不会太客气。因此，官员们可以不用咬文嚼字去理解那些空泛的八股文，只需捕捉他讲话的直接与内在意图，从中找到蛛丝马迹，认真领会即可。对这个不会满意现状的人，他的要求只会更直接、更具体，平常忍不住总要提出一些想法。因此要掌握好习近平的意图，就要做到心思缜密、大胆开放，更要从战略高度和宏观指向揣摩，甩开包袱、解放思想，以新观点大胆推理。这就要求官员们摆脱过往的官场思维，超常规理解。原来的官场规则、思维模式正在快速成为过去时。
习近平“八一九讲话”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这是大部分人都希望领会的。根据的解读，这里有三个理论提示，一个实质要求。首先，“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虽然这并不一定是其讲话的中心思想，但却反映了讲话者内心的主要关切。关心中共意识形态发展的人都知道，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以及受苏东剧变的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遭到极大质疑。虽然三十年的经济成就扭转了这种颓败的走势，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却需要重构，才可能重新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在那个时候，借用“中国特色”的前缀就是给予中共喘息的机会，用政绩去证明理论的正确性。但这种“拖延”手段并不可能维持太久，更何况各种政治主张和社会意识形态都在逼迫中共说明自己的观点。在“八一九讲话”里，习近平给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说明，重新将“中国”这个主体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
在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思想价值认识体系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最贴近中国本位的核心内容，而中国传统的文化与思想早就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的批判中被活埋了。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大发展的基调，为适应中国政治与改革开放的现实状况，中共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让不少强调中国本位的学者，特别是强调中国传统思想在现代化作用中的学者，再次拥有了呼吸的机会。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作为主体，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只是这个体系的“中国版本”。可以继续追问，“八一九讲话”用四个“讲清楚”初步阐述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与思想传统，那是否意味着“中国特色”向“中国的”的一次过渡，也就是预告“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到来？这就是要回答中国未来要发展的社会主义是姓“中（国）”还是姓“马（克思）”的核心问题。
根据我们对“八一九讲话”的解读，习近平要建设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他在四个“讲清楚”里首先强调了国家民族的主体性，明确指出“发展道路”必然要符合这个主体。在认识到这个主体之后，他阐述了“中华文化”的“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以及如何让这个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更重要的就是这种“中华优秀文化”的“突出优势”以及“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还要“讲清楚”的就是这种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也就是再次强调这个主体与这种道路的结合本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他在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时，人们甚至可以看到习近平要夯实的是“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来这个“洋为中用”也包括舶来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古为今用”就是要让中共的理论家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思想在今天的存在与现实价值。
其次，习近平惯常地强调了经济建设继续作为“党的中心工作”的观点，但我们可以更关注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当不同的意识形态通过竞争成为社会的主流时，一种政治斗争的气氛已经悄然升起。前一段时期有关重庆模式和蛋糕论的讨论就是一个案例，它的发生让我们想起改革开放初期对究竟是以阶级斗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纲的争议。
这种争议不是习近平所乐见的，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要强调必须避免“阶级斗争”的观念再次形成。而“八一九讲话”被《人民日报》等官媒解读为“亮剑”的战鼓，这是否正确掌握了讲话的精神，或许一些人将防范激化意识形态冲突以及勇于面对挑战的辩证认识进行了错误的解读。
第三，曾经有人猜测习近平会否是另一个戈尔巴乔夫，到今天他们应该知道这种观点只是捕风捉影。在一些场合，习近平强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因此又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专制、顽固的共产党员。在“八一九讲话”中，他明确提出了自己是姓“社”的，而且更强调“特别是”邓小平的那一种，这应该说明了他对中国道路的选择。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时，习近平提出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这样的形容词，为的是将自己的观点区别于那些教条的、扭曲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苏联式和文革式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角度认识，我们就更有需要探讨这种说法的含义，以及他是以什么角度唤起大家对毛泽东思想的记忆。
最后，他的实质要求就是针对中共宣传工作的不满或者说无奈，并指出他们的能力还不足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什么是“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那就是不要眼光短浅，只顾着打鸡毛蒜皮的仗、在乎口舌之争，更要注意社会的大方向、大形势；“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这就是要做事要有方法，不要硬来，要说服人，而不是只懂得霸气十足、以管理者自居，自以为是。他在讲话中还说了“‘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这实际是在批评今天的宣传工作过于保守，不能够贴近实际、灵活应对，做不到引领舆论的变化，更不能够很好掌握理论的发展，那就当然不懂得如何做到“思想认识新飞跃”。习近平还将中国的舆论管理提升到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上来。他说，“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无法不回应国际间的理论挑战，这是让世界如何认识中国崛起的大议题，维持有利于中国发展大环境的前提。但要做好这项工作，宣传团队必须改变以往的老套、老土手法，只有能够“融通”到“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层次，才能够有所作为。这一切都必须依赖“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这个基础。显然，他对宣传体系的领导力是有意见的。
如果我们以上解读“八一九讲话”有一定道理，那为什么《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解读就如此干巴巴，甚至流露出“你死我活”的斗争意味？我们不妨假设它们一向保守，而且作为中共宣传系统的一部分，他们本来就很难有任何创新的认识。历史上，中共一直将宣传体系错误定位。作为建国前最主要的政治斗争工具，它保持着高度集中，强势推动党内的理论建设、传播与批判，以及扮演最权威的角色都无可厚非。但在建国之后，中共已经不只是共产党员的中共，它还是中国社会和公民的中共，中共思想的一元结构必须要兼顾到党外人士的思想价值认识，多元社会不能够只是形式的，它还需要多元的思想才能够让社会主义更好地发展。因此，新的理论发展必须服务于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让中共的宣传部门保持建国前的机制，再套上更加官僚的体制，会否让社会的思想交锋不再有空间，宣传部门的理论认识更趋僵化，最终作茧自缚。在建国初期，这种制度让毛泽东思想成为国家唯一的理论创意来源，后来演变成为教条的思想专制，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还是这种意识形态管理体制过于僵硬，将伟大的思想都能够变成僵化的口号。
在这种生态之下，宣传部门的职能成为它自己最大致命所在，是一种结构错配。如果用这种性质的“衙门”去打“理论仗”，一定会失败，永远无法取胜。
中共必须建立理论创新工作复归学术界的新结构，宣传部门只应该承担理论的传播和宣传管理，还可以扮演鼓励与保护理论界百家争鸣的角色。宣传部门和理论界应有清晰分工，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于错误的理论观点应该主要借用“市场”来选择，只有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才动用宣传部门的政治力量。这间接解释了为什么“党的喉舌”会听不懂习近平讲话的含义。试想，这些常年受到保护的理论官僚能够在微博中征集到像自由派大V那么多的粉丝吗？当习近平强调理论创新，这也只能够是说给有创意、能创新的理论工作者听，官僚难于理解，也可能认为不是他的职责所在。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当这个“位”的性质要改变了，还活在旧世界的官员就很难找到新“政”之所在，“谋”也就不见得容易。
多次指出，别误读了习近平，因为他既不是自由派，更不是保守派，这两种划分对他根本不管用也不适用。学者、公知和媒体们要花点心思才能够摆脱这种传统的二元对立判断。二元对立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应用特别突出，就好像任何跟自己不一样的思想价值观点都要拼个你死我活，不然自己就会被淘汰。这种心态在西方特别普及，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传统，无论如何，西方是不会接受两个“神”的。但习近平代表一种中国意义的新型政治家，他强烈反对阶级斗争式的敌我意识，将他设定为任何一种极端主义者都会是误读，以为他将会在言论领域采取专制手段也与现实不符。
习近平是具备革命理想主义传统的红二代。在他的血液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衰弱国家如何转化为民族的复兴、稳坐中国掌握世界的那种宏大的国际观、理想主义的中国梦，都是从小就被灌输的内容。经过了文革的锻炼，让他在遇到大风浪时更要静观局势、迎难而上，这都是他所具备的耐力和毅力的根源。如果注意到这种背景，我们可以体会到他要引领范式转移的那种魄力，而这种魄力与任何教条的意识形态扯不上关系。
习近平的成长背景让他对经济建设有一种不同的认识。所谓社会主义命运就是以“无产阶级”的角度去看待社会财富。这种说法并没有排除红二代会出卖这种革命承担。事实上，他们的背景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因为红二代更快接触到诱惑，容易在权力与商业利益之间扮演中介角色，而且大部分都不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在现实里，不少红二代确实很快就背叛了父辈的理想，更有不少成为腐败的代表人物。但如果说所有红二代都是腐败的，那也不符合事实和客观规律。这就好像将所有官员都以腐败看待，这种偏见不见得就能够解决问题。只要习近平能够守住底线，坚持自己的社会使命，那就不要小看这种坚持对社会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最近的反腐行动正在考验着他的立场，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此外，习近平是长时期从基层做起的官员，他在政府工作中不断锻炼，积累着行政管理经验，真正知道社会的问题所在，不像西方政客，只有理论认识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这样的官员普遍说不会对政治有错误或幼稚的幻想。当然，他们也可能陷入官僚主义，对问题不是避重就轻，就是削足适履。从最近一年的工作表现来看，习近平能够务实、细心地推进改革。这就更加保证他不至于让教条的意识形态成为改革的包袱，草率地打一场理论战。
因此，如果媒体或其他政治力量用教条、粗线条的方法，以一厢情愿、自说自话的意识形态标准，以并无多少根据的浅薄信息来判断习近平的政治态度，当然是雾里看花，无从采摘，这也构成他们对习近平的表现感到失望的主要原因。
遗憾的是，这种现象不止发生在自由派人士身上，在中共主流媒体的评论里还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宪政讨论，中国梦的宣传和对“八一九讲话”的解读都有着这样的痕迹。
中共是因为能够解放思想，更新对时代的认识，所以才能够摆脱苏东的命运，中国崛起才能够成为中共持续执政的依据。这样的经验是否应该提示它的宣传喉舌也需要转变成符合现实意义的时代角色。西方后现代哲学有个流行的概念叫“解构”，它强调如何将固有的认识彻底打散，这或许就是中共的理论体系所需要面对的现实。要做到这一点，喉舌们必须大胆否定自己曾经依赖的理论框架，勇敢地重构未来的、新的话语体系，认真讨论什么是“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除此之外，喉舌还要舍得放弃官僚的身份，给自己进行一次体内的、比拟文化大革命规模的自我教育运动，重新学习如何读书、说书、写文章，清楚如何利用自己的平台去说服人，而不是依仗官阶所带来的权威性。官位名分改变不了理论的真正水平。
要做到与权力彻底分离，宣传机构首先要知道自己从来不是政法性质的部门。后者靠的是权力与法律，甚至可以用武器来制服别人，专政的对象是罪犯。但宣传部门靠的是说服力，是以理论和价值观为材料的说服力，它的对象是持不同意见或怀疑态度的公民，其中还有忧国忧民的学者。两种部门的性质显然不是一样的。以权力去压人，即便成功，言论的说服力就不会再有价值，言论的品质就会下降，喉舌的作用也不复存在。与其这样，还不如让政法部门直接用强力去管理舆论。因此，这样的现实要求宣传部门必须彻底反思喉舌的社会角色，终结传统的权力和利益结构，重新认识舆论的意义和喉舌的作用；将那些废话连篇、名利俱损的喉舌淘汰，鼓励那些能够认清时代和理论需要的“工具”成为舆论的新主导力量。还要清楚的是，当属于中共官僚体系的宣传部门无限放大自己对理论和学术界的“指导”角色时，实际上是相当于将能够提供真知灼见的理论家队伍解甲归田，他们不能再为社会理论的提升提供服务。只有当官僚与学者、理论家的层级关系解除，只保持相互的交流与影响关系，全面解放学术与理论探索的约束，意识形态的管理队伍才具有真正的存在价值。
经过长时期的生产力发展，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转型阶段，意识形态所面对的挑战就会产生极大的变化，学者与媒体在这种背景里的作用显而易见。五四时期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个很好案例，那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使国学与传统思想在过去近一百年里举步维艰，这都是当时的学者与新型媒体造成的历史事实，我们今天不能再犯这种矫枉过正的错误。作为学者，更多的职责是从提供理论材料的层面支持公众舆论的发展，而媒体就是要做好有效传播和引导舆论的角色。这不是用霸道和专政的手段去进行舆论灌注，而是需要用以理服人的态度和开明的传播方式，以适度、恰当、平等开放的手段去实现社会意识的融合或交锋。
在二战后，西方意识形态在东西方的斗争中获得胜利就是借用了学者与媒体作用的有效发挥。这背后当然包括了资本的极大支持，因此自由市场理论和开放民主社会形式的追求成为战后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在中国，中共的喉舌虽然有着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后盾以及足够的社会基础，它的对手是目前已经千疮百孔的西方意识形态，然而中共却心甘情愿依赖“跛脚”的学者和不讲“普通话”的媒体，人民无法从这些学者和媒体获得指引，反映了中共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只能够是事倍功半，而社会的意识冲突更像身处无政府状态，无谓、无聊的语言碰撞成为政治舆论场的常态，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以及社会思想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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