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习近平“8·19”讲话已经过去近月，但有关意识形态的讨论仍未罢休。不可否认，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将意识形态提到党的第二个中心工作的高度确实是一个新的提法。围绕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讲话，官媒党报连发评论大造声势，打响了意识形态保卫战。然而，包括中共宣传机器官媒党报在内，囿于非此即彼的对抗性思维定式，专注于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提法，但却忽略了它的大前提----“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习近平将一直被认为冰炭不相容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双拳并举，被认为是打通毛邓开创新路的重大步骤。当然，也有观点认为一旦确立了意识形态“极端”重要，意识形态系统就会走“极端”，尤其是被添油加醋的曲解之后。
双拳并举着意打通毛邓
熟知“文革”到改革开放那个阶段历史的人都知道，“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的符号意义，它的产生是为了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对“文革”时期坚持毛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路线的否定，代表着邓小平主导下改革开放春天的到来。毛泽东时代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至今讲究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二者被认为冰炭不相容。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之下，一谈意识形态就往往会被认为是向左，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回潮。
然而，回看习近平上位以来一系列动作，客观而言，习明显有志于打破这种传统的、或者说僵化的思维定式，建立中共自己概念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不等同于概念中的马克思主义，也非纯粹的中国传统中的“大同社会”概念，更非西方式的政治构成，这就是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所说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中共建政之处，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就明确：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革”之后，在推进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求，并且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要求“一百年不动摇”。到了江泽民、胡锦涛的执政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一直是被突出强调的“重中之重”。尽管毛泽东、邓小平，乃至江泽民、胡锦涛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不同、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不同。但是，贯穿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演进逻辑及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如今，习近平将意识形态摆在“极端重要”的高位，可以说一脉相承于毛邓江胡，并有步骤地对毛邓进行统合，构筑属于他自己的执政理论体系。被中共奉为“圣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组成部分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连着一个过程的，过程的更替要通过否定来实现。但否定不是“抛弃”，而是“扬弃”，包含抛弃、保留、发扬和提高的意思，是在肯定一部分的基础上再发展，是集中了前两个阶段的积极成果后的更加完善。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的习近平，显然对这些理论烂熟于心，之前“改革开放前后30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论断就是“扬弃”理论最现实的前例。此番习近平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双拳并举，也是以“扬弃”理论打通毛邓开创新路的重大步骤。而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的“8·19讲话”解读，以及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亮剑”的呼号，显然没有真正领会他们的总书记到底在讲什么。
高举意识形态的现实考虑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习近平赋予意识形态如此高的地位有什么样的现实考虑呢？
自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由于思想日渐多元化下意识形态冲突的不断加剧、令社会紧张局势不断升温的社会矛盾事件的频发以及腐败现象丛生的现状，巩固和维护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已成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首要任务。哈佛大学讲座教授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就曾言：“从上到下渗透全党的腐败问题，使中共不再像毛泽东建国初期那样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而邓小平在“文革”后只专注于经济改革，也让中共丧失了可以将人民和党团结在一起的意识形态。”
对于习近平之所以赋予意识形态如此高的地位，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就坦言，背后至少有两点因素考虑：其一，意识形态对缺乏制度传统的中国的稳定很重要。习近平在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换言之，在中国执政党的价值观念里，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思想，才能在思想领域不争论，凝聚党心、民心，达成社会的最大共识，进而避免多元化指导思想带来的社会动荡与不安。
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对中国宏观历史进行了富有价值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稳定很重要，中国的制度力量历来就不强大，所以需要依靠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因素来管理。这也是儒家在传统中国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一直能够保持的基本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儒家道德的社会伦理思想，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主流精神和信仰。而习在讲话也已很大篇幅谈到了对于中华文化“扬弃”后“为我所用”。其二，中国执政党认为，苏联瓦解、苏共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领导人，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造成苏联党内外人民信念动摇、信任危机加剧，进而苏共政党垮台了。这对于中共来说，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变革，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这个前车之鉴。在编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他就叮嘱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过去9个月以来，习近平多次表现出对前车之鉴忧虑。习近平“新南巡”讲话，最醒目的部分是重提苏联解体的历史，他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甚至说面对苏共的垮台“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可谓痛心疾首。“竟无一人是男儿！”这句话可以说表现了习近平对苏共政权垮台，苏联解体的揪心和焦虑。
1991年初，在苏共面临即将亡党的关键时刻，4月27日，“中共八大元老”之一李先念致信江泽民、李鹏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信中说：“意识形态这个阵地丢了，社会主义阵地就会丧失。苏联、东欧的前车之覆，可以为鉴。因此，意识形态这个阵地，一定要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极力推崇从历史中汲取养分的习近平，显然对这段历史了然于胸。作为中共根红苗正的“红二代”，习近平的上位以来的讲话更富个人色彩，彰显出他的政治抱负，他不仅要力挽中共政权于不倒，避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命运，而且要重整朝纲，以期恢复中共建政之处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以及足以团结人民公信力。
当然，也有较为激烈的观点认为，一旦确立了意识形态“极端”重要，意识形态系统就会走“极端”，就会把倡导公民社会建设、自由民主的观念看成颠覆政权的西方阴谋，就会把网络上正常批评党与政府的言论当成非法言论，就会以意识形态或维稳名义，对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封号禁言。特殊的意识形态属于特殊的社会族群，执政者利用掌控的公权力强行推之，即便换来的是表面上“思想统一”，但不排除会陷入如中共另一党煤《学习时报》所说的“道路以目”的困局，这些都需要执政者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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