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罕见地直接批判“非毛化”思潮，指近年来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打“反思历史”的旗号，专门捡党犯错误的历史来大做文章。并引述清代思想家龚自珍之言称，“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指“非毛化”绝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对此有分析指出，伴随着中共新一届领导层的上台，中国知识界在意识形态如宪政、毛泽东等问题上的讨论日趋激烈，而如何将这种争论控制在理性探讨的范围之内，也成为相关学术机构和官方管理部门所要必须考虑的问题
社科院副院长大批“非毛化”
李捷的这篇文章称，自毛泽东逝世后，“非毛化”思潮时有泛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意把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犯的错误说成是“罪恶”。例如，把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大决策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描述成“草菅人命”的故意所为。二是用西方的“权力斗争”说来歪曲和图解党的历史，把延安整风、高饶事件，乃至庐山会议错批彭德怀、“文化大革命”造成刘少奇冤案等等，统统被说成是毛泽东为了“个人权力”而搞的党内斗争。三是有意抹杀毛泽东领导下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把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
此外，李捷还在文章中批判一些学者，称在他们笔下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和主线是一段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所谓“血淋淋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一段今 不如昔甚至还不如重做西方列强殖民地的所谓“倒退发展史”。毛泽东是一位似乎比秦始皇还要残暴的“封建专制暴君”，“由此可见，他们所要虚无掉的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与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希望”。而在以往中国官方的表态中，很少直接批判“非毛化”，而多是采取为毛辩护的笔法来消除外界对“非毛化”的揣测，这也是为什么李捷此文一出备受争议。
在今天的中国，像李捷这样对于毛泽东持以崇拜心态的学者通常被扣上“左派”的帽子，与之相反，李最终那些将毛泽东比喻为一位比秦始皇还要残暴的“封建专制暴君”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则被称之为“右派”。事实上，今天中国左右两派之间的争论也恰恰是由毛泽东引起的。1957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发起“反右运动”，从此一些人有了“右派”这个政治身份。这时右派是指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共产党领导、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的人。“右派”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合称“黑五类”。相反，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等红五类被认为是左派的中坚。1967年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今天的中国，左派通常自诩以道义上的正统性，将右派简单定义为“汉奸”。但是无论左右如何看不惯对方，在经历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的中共三十余年的现代政治历史中，当局对待左右的思维也伴随着经济的腾飞逐渐演化为“两不”----“不折腾，不讨论”，高层在政治上不多做折腾，一心一意搞建设，民间在政治上不多做讨论，鼓足干劲促发展。
薄熙来即将审判 曾引起左右大讨论
目前，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案即将在9月22日宣判，薄在中国左右派争论中，显然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2011年重庆最受瞩目之时，这个西南边陲重镇一时被视作当年延安，薄本人曾被视作毛泽东的正统代言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重庆开始清算民营企业家的原罪、罔顾司法程序地大规模打黑，并且高举毛泽东理念中重要的“均贫富”旗号，由此在民间尤其在底层社会赢得共鸣，一时为薄熙来博取了巨大声望。
今天就有大陆学者认为，回顾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出薄熙来在整合和提升毛泽东主义左派力量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前持这类思想的学者和民众规模并不小，但缺乏有魅力的领袖、明确的路线、统一的组织，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状态。重庆的崛起，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重庆成了整个毛左的火车头，薄熙来成了一大批毛左学者心目中的“教主”。
自此，在改革开放后沉寂了三十余年的毛左再次形成独立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二次文革”的声浪甚嚣尘上。作为毛派舆论重镇的“乌有之乡”网站和所谓社会进步网，两年前即发布所谓“汉奸”名单，当时大陆200位持不同意见的公众人物皆在其中，其头像均被置入绞架。“乌有之乡”2012年年底的全国代表大会，更把所谓“抓汉奸”正式写入了他们的政治报告。“抓汉奸”成了所谓“二次文革”的突破口，并迫不及待地付诸预演：冲击历史教师袁腾飞的课堂，焚烧南方系的报纸，对学者茅于轼施以直接的人身威胁。
在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一直为薄熙来和重庆模式担任舆论阵地的“乌有之乡”随后被关闭。事实上，回顾整个“薄熙来事件”，在大陆学界讨论最为激烈的不在于其经济或法律层面的意义，而更多的在于其所代表的毛左思潮的抬头以及背后所反映的中国社会各种思想不断碰撞的现状。而被认为是右派代言媒体的《南方周末》也在2013年年初发生了新年献辞被改事件。不过这些事情都不能阻止中国在进入“习时代”后左右两派的政治冲突。
重思毛泽东 左右之争当理性
自那之后，随着网络媒体如微博的盛行，左右之争开始转移战场，两派学者语言攻击日盛，互盖帽子、约架、抹黑之事层出不穷。左派被冠以“五毛党”等名头，而右派则被讥为“带路党”、“美分党”等，双方唇枪舌剑，好不热闹。知名的左派学者有孔庆东、司马南、胡锡进、染香等，右派包括茅于轼、于建嵘、李承鹏以及一批南方报系记者。虽然毛泽东直到逝世都坚持认为“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结合目前的舆情可以发现，认同习近平这种超越左右观点的知识分子正在逐渐增多，毕竟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愿给自己贴上“左”、“右”标签。左、右的概念在中国几经变换，有很强的价值判断与政治色彩，多数学者并不认为这两派中的任何一派能开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良方。历史表明，左右之争只存在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中间，30年来一直如此。而自由派提到政治改革必称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替，许多左派至今跳不出苏联国家主义的影响。
当然，由于左右之争这个议题的庞大和中国社会分化的复杂性，毕竟左右派系的分化某种意义上简化了中国的政治现实。正如再多的谈及政治体制改革也不会动摇今天中共领导人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决心一样，重新思考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同样也不会出现“灭史如灭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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