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习近平李克强履新后的首次三中全会。由于北戴河会议出现争论，一般十月举行的三中全会推迟至十一月。有关周永康问题?网络维稳?公民社会?宪政等发展，都成为热点。
三中全会已成为中国“政治品牌”，或“中国往何处去”的风向标。三十五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命运，之后的每一届中共三中全会都让万众期待。今年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是中共换届、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三中全会，海内外各界高度关注。
新华社报道称，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于十一月召开；研究部署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等工作。这次全会的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二〇一三至二〇一七年工作规划》、《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政治局会议还听取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筹备工作汇报。
值得关注的是，全会突出全面深化改革，视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决定中国命运，这是习近平的原话，颇有三十五年前中国百废待兴，需要重新出发的味道。但也有学者认为，看不出本届三中全会的内容有什么重大突破，因为并没有涉及百姓最为关心的问题。民间亦有“习近平正在谋划一盘大棋”，以及质疑“十八大的蜜月期怎么这么早就过了”的不同说法。
十八大以来，中共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贪污腐败已经引起全民公愤，令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岌岌可危。虽然，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人多次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自近日国资委主任蒋洁敏系因涉嫌违纪被查，已经是第九名省部级官员、央企高管，但民间要求反腐败打老虎的呼声依然高涨。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经过数十年的长期高速增长后，增速明显放缓，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红利的空间越来越少，百姓共同富裕的期待增高，分配不公、社会不正令怨气也前所未有的提升。正是在面临这样的政治经济的严峻时期，习近平又恢复了全会前的中央高官们的北戴河会议。亚洲周刊获悉，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就是一场争论，新同志和老同志、开明派和保守派，就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中国强调法治，但中共常委具绝对领导权，刑该不该上大夫？涉及党和法的关系，搞得不好会影响党的地位；新领导要展示开明形象，但在网络时代，如何占领舆论高地？维稳形象不好，不维稳又怎么办？薄案调查取证完毕，该如何向国人展示反腐决心，最后如何定罪等，都有不同看法。
党内意见很难统一
知情人士告诉亚洲周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民主化程度处历史最高，在具体事宜上党内意见很难完全统一，但集中到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上，无论什么派系、利益团体、新老领导为稳固江山，尽管意见分歧但也可以高度集中。“外界所传下一个大老虎是原常委周永康；网络维稳，在三中全会前开始网络清洁行动，包括占领意议形态高地，控制有违中共执政的‘公民社会’、‘宪政’等言论，都是在北戴河会议达成的共识。”
因为高层有争议，为照顾各方意见，加上三中全会确定的是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执政目标，通常在每年十月举行的全会今年推迟到十一月召开，而且并没有最后确定具体日期，需待文件起草准备就绪才最后确定具体日期。北京知情人士向亚洲周刊表示，一九九三年的全会是在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的，之后的三中全会都是安排在十月份召开，这是二十年来的第一次，最后的确切日子要等通知，当局也希望尽快结束薄案审理后召开全会，不希望薄案的不同声音影响全会。“最近习李相继到各地作了大量调查，最高层不希望仓促开会，而希望可以让这次会议同样确立历史地位。”
按惯例，通常中共换届后的一中和二中全会主要集中在人事机构变动上，三中全会往往是新一届政府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定调的关键。中国政治局会议确定十一月在北京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不难看出上任逾半年的习李新政对推进改革、发展经济和反腐的决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会议指出，当前，腐败现象依然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五年了，今天中国社会面对的如同文革后需要寻找新的未来，如同一九八九年前夕，再次面临着腐败问题严重、官僚主义盛行、贫富分化悬殊、官民矛盾尖锐、民众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不信任，因此从胡锦涛到习近平，都多次提到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中共有可能面临“亡党亡国”危险，甚至可以说，习近平所面临的困境比当年更为严峻。召开本届执政当局的三中全会，无疑将成为习近平解决困境的一个突破口。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周东华向亚洲周刊表示，从中国目前发展状况看，中国面临的再改革类似三十五年前邓小平需要面对改革一样，“正处于前一个发展向一个新发展阶段迈进的时代”。
周东华认为，过去十年谈科学发展，制度创新，但事实是，三十年形成的制度模式的空间已被用尽了，要发展必须有新突破、新的创造，“十八大三中全会必须、我也预期会寻找未来的新建设”。从国际上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呼应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
周东华说，今天讲深化改革，又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各方调整转化模式寻求新发展的时刻。从原来大国七加一到G20；自〇九、一〇年，美国欧洲相继提出复兴规划，作产业大调整。这些年，美国正在构建新的世界贸易秩序，建立跨太平洋、大西洋两个贸易伙伴关系，签订二十一国服务业贸易协议，而中国都被排斥在外。“我理解，这是二战后布尔顿森林体系后，最大一次国际贸易秩序的重建，中国被排斥在外，却还在死守四万亿拉动经济的老套路。不改革，怎么行？”
改革必是全方位的
争议空前，达成共识难，社会不断被撕裂。周东华认为：“今天中国的状况和三十年前相似，但基础不一样了，要求不一样。我相信，接下来的改革一定是全方位的，会带出很大意义的社会议题。”不过，这次政治局会议没有释放出社会更为开放及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信息。独立学者杨鲁军向亚洲周刊表示，相信北京最高领导清楚目前中国的社会现状，但现在透露的信息所看到的是，这一次确定方向的三中全会和当年邓小平的主导思想一样，仍停留在发展经济上，是试图以发展经济来减缓政治日益突出的矛盾。“这样的思路用了三十多年，继续是否有效？”
事实上，早在去年十八大召开前，民众对中国新政府的改革就充满期待。目前已明确会议将以全面深化改革等为重点，改革以简政放权开始，未来路径如何选择？如何遏止过于集中的权力？改革反腐出拳是轻是重，最终能否触及体制之殇？改革是否能直接有利百姓关心的收入提高，走向公平公正的共同富裕？有没有更为宽松的舆论环境？种种有利发展也有利百姓生活改善的共同问题，杨鲁军认为，这才是中国老百姓真切关心的问题，才是三中全会需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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