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窗外已是漆黑一片，呼啸的风声夹杂着豆大的雨滴从黑夜深处不断奋力地撞击着玻璃，远处不时传来“哐当”的巨响，不知又是谁家阳台上的杂物被这不期而至的“天兔”掀翻。我站在窗前，看着这漆黑恐怖的深夜，听着凌厉紧凑的风声，脑海里忽然浮现出薄督受审时的场景，不禁有种风雨如晦、山雨欲来之感。
在经历了漫长的猜测和无限的期待之后，济南中院的审判长在万众瞩目中敲响了法槌：前重庆市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三项罪名，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此，这场发轫于“唱红打黑”，延绵数年，充满着无数明争暗斗，交织夹杂着野心与权术、阴谋与背叛、暴力与情欲的宫廷大戏终于落下帷幕。
在唏嘘感慨之余，我不禁为薄的落败陷入了沉思。想当年，唱红打黑风头正劲，重庆模式风光无限，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九常委已有七人悉数对其表示了公开的支持，许多海外媒体将其列作十八大上最有可能晋升常委的候选人之一。然而，仅仅数月之后，整个形势便急转直下，薄从权力的巅峰被重重摔下，老婆被铺、心腹反目、爱子流亡海外、一班亲信被一网打尽，苦心经营数年的大本营重庆被最高层一窝端下。
在重重的黑幕之下，我们或许无法看清整个事件完整而细微的来龙去脉，但梳理薄从巅峰突然跌落的这个过程，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洞悉中国当下政治坐标体系内的一些微妙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党内元老几乎已经凋零殆尽，这从客观上造成了元老钦点接班人模式的终结。于是，“民意所归”和“民心所向”越来越成为从政者欲登庙堂的重要工具和政治资源。这一点，我们从薄的落败和习的成功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中，可以很直观的看出“民意”背后的力量，薄习二人都是企图借助于“民意”上位，但前者失败，后者成功，究其原因，在于其各自借助的民意群体的不同。
据之前公开的数据，薄主政重庆时期，重庆2008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就增长了170%，达到27亿美元，从西部12省市的第6名跃升至第2名，当年重庆市的年经济成长率为14.3%，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9年，重庆吸引外资的金额约为40亿美元，牢牢占据中国西部的第1名。此外，薄还在重庆大刀阔斧地改善民生、整顿吏治，并喊出“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的口号，这一系列的动作都为其引得了“熙来书记”的亲切称号。不但毛左和民粹主义者对其鼎力支持，就连绝大多数底层民众也对其怀有好感，哪怕是他们心中的“熙来书记”如今已经成为法庭上的罪犯。
在许多底层民众看来，在这个房叔、房婶、房爷、房妹如漫天蝗虫般盛行的年代，深圳一个村长就动辄坐拥数十亿元的资产，薄作为元老之后，官居政治局委员，2000多万的赃款简直是不值一提，就像网友所说，“他很清廉嘛，我们那儿的乡长都比他多……”可以说，薄在俘获民心和拉拢民意的过程中的确可圈可点，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有着巨大民意支持的他竟然依旧还是在政治角逐中落败，其中缘由，不由得让人深思。
相比于薄竭尽所能地争取底层民众的支持，他的“发小”习则聪明得多。众所周知，习之所以在众多候选者中脱颖而出，最后荣登大宝，其最直接的原因是习在高层的民主投票中最后胜出，借助于这个超高分量的“民意”，习的地位坚如磐石。相反，因为没有争取到高层绝大多数的支持，薄哪怕是在底层民众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但依旧无法改变其失败的命运。
换言之，薄习二人都在争取“民意”，只不过是方向不同而已，薄争取的“民意”是来自广大利益被剥夺者的底层社会，习争取的“民意”则是源自执政集团内部的既得利益群体。可以说，薄的失败源于其找错了靠山，他误以为声势浩大的底层民意可以为其加分，能成为其问鼎最高权力的敲门砖。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声势浩大的底层呼声，反而引发了高层的警觉，加速了其政治生命的终结。
在公众看来，薄有着显赫的家世、卓越的口才以及出众的外表和近乎完美的公众形象，是一个标准的西方政客。但是在中国，行事高调，企图携民意逼宫的他最终功亏一篑。他的失败昭示着民意的苍白和无力，所谓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不过是统治者的自我警示，手握国家机器的他们从骨子里依旧崇尚权力，民意只不过是偶尔拿来装点庙堂的彩旗。
在当下的政治坐标体系里，民意是一面高举高打的旗帜，但却白无一用，根本无法左右政局的走向。当年毛去世后，邓小平的复出虽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借助了当时的民意力量，但决定其能否重返高层政坛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民众是否支持邓，而在于党内实力派大佬和军方实权将领能否支持邓重掌权杖。同理，薄当初欲携民意逼宫之举，实乃愚蠢之至，没有选票的民意，就如同被拔掉牙齿的老虎，看似气势汹汹，实则供人玩赏。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了薄如日中天之时流传甚广的一副对联：熙来薄己厚天下，天下岂可薄熙来。现在看来，面对苍白的民意和虚幻的天下，薄今日之下场不正是这对联对现实极佳的隐喻吗？而那份传说中的薄氏家书，亦将成为千古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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