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看到习近平强势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对法的推崇。薄熙来案的公开开庭、宣判就是当前最典型的现实例证。即便普遍认为出自习手或源于习授意的意识形态强力管控所带来的舆论受限的副产品遭广泛诟病，亦没有太多的人会否认中共在处理薄熙来案所作所为带来的司法公开上的进步，这种进步源于将之前高高在上拥有太子党背景和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万众仰视的政治明星，置于与普通民众同等的公民身份进行审判，并最终通过给薄熙来戴上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手铐将薄“幻化”为触犯法律的罪犯。
法律的权威和地位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国家的治乱兴衰，与执政党的宪法意识、法治观念密不可分；无视宪法、破坏法制，国家必衰、必弱，社会必散、必乱，人民必贫、必苦。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法治问题高密度发表讲话，要求以宪法为统帅，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一体建设，显示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法治丧失阶段的习近平对于法的推崇，以崇法尚法用法为基进行治国理政是习近平上位之后鲜明的特点之一。客观而言，无论是依法治官推动反腐，如薄熙来、刘志军等案的审理、判决；还是以法律的准绳规范社会舆论，如“立二拆四”等谣言制造者的被惩处；抑或是在法治的框架下推进社会管理改革，都展现了习治国理政中的法治思维和理念。
屡提法治显露治国思路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利益诉求日益多样，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人们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法治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公平公正意识普遍增强，对法治的期待越来越强烈，法治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广阔。2011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正式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而现实生活中，法治权威不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司法不公、徇私枉法以及信访不信法等现象依然广泛存在并愈演愈烈。可以说，现在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习近平及其执政团队显然看到了这一点。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就法治建设发表论述，阐述、部署、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思路。2013年1月7日，他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明确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2月23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再次重申了这一点，并且要求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以薄熙来案为代表，近期雷政富案、杨达才案、北京摔婴案、首都机场爆炸案、南京饿死女童案等热点案件，均采取公开审理的方式。尽管公开程度和方式有差异，但司法公开已经成为各界共识。3月17日，刚刚就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誓言“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为民服务，为国尽力，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重托”。联想到习近平就任中共总书记后不到一个月，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颁行3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并强调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这是中共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以来，中共最高领导人首次肯定了宪法的至上性，习近平崇法态度可见一斑。
限权治官为法治真谛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同时也是法制恢复和走向法治的过程。
有观点指出，如果没有法制的恢复，没有法治观念的逐步确立，非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不能成功，恐怕整个国家都还要在黑暗中徘徊。分析人士指出，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掌握着中国大地一切政治权力和资源，尤其需要谨慎，需要吸取历史的教训，需要保持适度的谦抑，有节制地行使权力，在执政时要恪守宪法和法律，方能防止党犯错误，防止国家走上弯路，避免由人民为执政者的错误买单。面对不能严格执法、带头守法的现实，面对公信力日渐丧失的危险，习近平提出“党要严格执法、带头守法”，可谓抓住了要害。
公平正义，是人类美好的追求。权力腐败，是公平正义的天敌。法治的真谛不是用法治民，而是用法限权治官，保障公民自由，实现社会公正。法治社会要求全民守法并且善于用法律武器来扞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监督一切掌握国家权力的组织机构和个人，防止其滥用权力。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年内接连两次讲话分别要求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可谓真正领会了法治的真谛并以此为基推进法治。
习近平曾着力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从限政制权的角度反腐败，被认为已经超出了反腐败本身。当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和制度困局----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在党外监督制约力量非常脆弱、媒体监督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谁来关？如何关？都是问题。显然权力不会自己往笼子里钻，权力更不会老老实实地待在笼子里。虽然在习近平上台颁布八项规定，进行整治四风的整风运动，以及强力反腐之后，中共官场生态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向好转变的趋势，但这种趋势能否一以贯之的延续，并最终实现官场风气的改变，真正的使执政的中共成为服务型的社会主义政党，消弭中共与民众之间的对立，重新树立中共的政治权威，仍需看实际成效。需防走向秦式“法制”
近来，中共在舆论管控上遭到了自由派的诟病。他们认为，中共在宣扬“法治中国”的背景下，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简称“两高”）颁布的所谓“诽谤信息转500次可判刑”的司法解释，是“对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施加严酷的限制”。
虽然对于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官方的说法是“进行了一年多的深入调研，对存在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并借鉴其他国家通行的法律规制原则，经反复研究论证，制定了这部司法解释。”而对于设置500的转发量，“是考虑到转发信息会造成多人浏览该转发信息的后果，对于数字的确定，是经过实证研究和专业论证而确定的”，然而官方并没有公布是怎样的“实证研究和专业论证”，其合理性也被外界所诟病。甚至有媒体指，中国对“法治”的理解，依然停留在中国传统的“法制”层面上。
这种激进或者说对立的批评声音认为，中共已经展示出越来越明显的意图和行动，追求用法律手段限制和镇压民众的那种秦始皇式“法制”。对秦始皇的“法制”，法律专家有一种说法叫“法律行政化” ，即法律成为统治者、行政机关的工具。在他们眼中，中共操控下“两高”最新司法解释，是中共“法律行政化”的一个最新、最明显的体现。分析人士指出，这些看法虽然是站在中共的对立面给出的，但其中也不无值得警惕的地方，显然中共需防从现代的“依法治国”走向旧式的类秦始皇式的“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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