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一连四日的会议，研究制定官员待遇标准、整顿吏治、改变作风等问题。意外的是，官方新华社报导，习近平要求政治局成员执行集体决策、坚持重大问题按规定请示报告。官方的公开报导，印证有关习批评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显示习对政治局的内讧问题甚为窝火，有意藉民意、舆论施压。
联想到《朝日新闻》年初曾报导，习近平就《南方周末》新年献辞事件批评刘云山，要求宣传部门不要添乱。香港《大公报》报导习近平在北京微服出巡搭的士后，习亦曾批评中办主任栗战书“一蠢、再蠢”。而《光明日报》指摘“豪车禁挂军牌是制度的倒退”，新华网接连发文反驳越反越腐、官员大多是贪官，更被视为与习近平治军、反贪唱反调。
香港《苹果日报》评论员李平指出，北京近期左右派论战、钱荒等政治经济冲突激烈，习近平不惜将政治局的矛盾公开化，既显示问题之严重，也显示习之强硬，不只是对现任领导人的警告，也是对他们背后的元老的警告。
而海外中文网站6月26日出现一篇据说是出自一名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之手的文章，说的就是“刘云山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该文称，习近平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严厉的讲话让海内外惊讶，结合前段时间在一次内部讲话上习近平说，政治委员如果触犯党纪国法，不应该有“免死金牌”。不难推测，这次会议是有目的，而且目标就是政治局委员甚至常委。
文章认为：“刘云山早应该看出来，危险正在逼近。这个据说是江时代的遗老，仗着对宣传与舆论的长期掌控，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继政法委之后又一个风口浪尖的历史败类。”
早有网络传言，刘云山为了防止习近平走“邪路”，垄断了习上来后的宣传，什么东西都不请示，认为习是“门外汉”，习的智囊都太年轻，没有经验。他劫持并垄断了习近平“中国梦”的解释权，但国内网络却鲜有报导。
该文还披露：其实宣传部门早就沦为利益集团维护自己利益，鱼肉老百姓的工具。据中纪委掌握的消息，现在几乎所有的宣传口，尤其是负责互联网管理（删贴）的，几乎都是收钱办事。他们收钱办事不要紧，却让这个政权看上去比管制新闻的希特勒还不如。
文章称，中办早前接到一份来自中纪委的情况通报，说宣传口腐败已经达到无法想像的程度。由最高领导人掌握的调查组已经对宣传部门进行调查，刘云山不但有大量的财产说不清，他们亲戚与爪牙不是在海外住豪宅，就是在国内各地把握新闻口，对新闻与网站收买路放行钱。情况之严重，已经超过胡作非为的政法口。习近平与九号文件
西方媒体最新评论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大约半年前就任时，曾释放出的一些令改革派人士感觉是积极的信号。而其后至今，从“九号文件”到整党搞群众路线，让众多对他能够推动政改寄予很高期望的人感到失望，乃至对他完全丧失了信心。
习近平“两手都要硬”。
但也有乐观派表示，习近平在政治上采取强势太自然不过了，因为他要推进改革，需要对付强大的利益集团，其中包括国企。他强调坚决执行党的命令，一方面是针对政治自由派，另一方面可能是针对国营企业老总，告诉他们现在该是知难而进，必须改革的时候了。
不幸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在4月份下发的九号文件，所发出的信号之一就是警惕经济自由化的主张，因为这是对中共的威胁。梁京撰文指出，九号文件试图发起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一次全面“反击”，即提出所谓的“七不讲”。现在看来，这个文件给习近平带来上台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说这个危机非常严重，最重要的标志就表现在，此举几乎让所有支持习近平的人都大失所望，甚至是绝望。就连那些完全认同习近平主张的人都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习近平很可能完全没有能力担当大任。
梁京称，现在已经可以肯定，九号文件的始作俑者就是习近平，而“七不讲”正是他本人的主张。此举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从京城的精英到海外的观察家，都在分析和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论习近平的目的是什么，此举都暴露了他最致命的弱点----愚蠢。因为习近平在此时，以如此低能的方式向所谓“西方意识形态”发动全面攻击，不可能达到任何政治目的，而只能充分暴露自己的弱点。
所谓的“七不讲”，是指最近在网上泄露的关于在中共宣传部门要求中国高校教师在讲坛上有七个不能讲：即“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
九号文件的重点，是提醒各级党政军机关重视意识形态领域近年来出现的七个问题，有的放矢地做好针对工作。
文件所指的七个问题是：一、有人鼓吹民主与宪政理念，其目的是要推翻党的领导，颠覆国家政权。《南方周末》事件就是明目张胆的挑衅。二、有人到处兜售普世价值，其核心是要排除党的领导。三、有人扰攘要建设公民社会，其要害是在基层党组织之外建立新政治势力。四、有人推销新自由主义，目的是要反对国家宏观调控。五、有人歪曲改革开放，认为中国改革不彻底，只有进行政治改革才能进行经济改革。六、有人抛售历史虚无主义，突出表现于极力贬损和攻击毛和毛思想，目的是削弱甚至推翻党的领导的合法性。七、有人大树西方新闻观念，反对“喉舌论”，这是要摆脱党对媒体的领导。香港传媒人尤可夫评论说，七个问题其实就是七顶大帽子，而且每顶大帽子的性质，按文革语言来说，都够得上是“反革命”。对上述七个问题的定性，回应了长期以来中国改革“往何处去”的问题，也是对“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一次正面回答。
尤可夫也由此分析称，这份文件并非出自主管宣传的刘云山之手，而是有着浓重的习近平色彩。至此，习近平实现“中国梦”的手段已十分清楚，即“一手反贪腐，一手防变色，两手都要硬”，指望他发动政治改革，只能是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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