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中国全国两会后中共新领导集体大体就位以来，中国司法系统集中处理了多个影响甚大的案件。其中，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判死缓，民营企业家曾成杰被核准死刑并立即执行，世纪大案中的被告人薄熙来也被判以无期徒刑，4年前刺死城管的辽宁商贩夏俊峰被处以死刑，军旅歌唱家李双江之子李天一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河南村民王书金也被维持死刑判决。
观察人士指出，这些案件类型多样，其被告人亦身份各异，有平民百姓以至中央部级领导和封疆大吏，都遭受了对于自身案情来说较为严厉的司法判决。这些判决结果遭到外界一些质疑和不满，但是在客观上来说，其司法程序和结果却也在不同程度上排除了体制内权力、体制外舆论等各方干扰，体现了司法程序的独立，并起到了振纲肃纪和树立法治权威与尊严的效果。不过，这种以重刑体现法治权威和独立的方式是否一定能实现公平正义还有待考虑，尤其是一些案情细节尚存争议的案件进行薄熙来重庆打黑式从严从快从重判决，显然是与法治精神是不相符合的。
新司法队伍审案严判重刑
2009年，辽宁沈阳一位街边商贩夏俊峰在与城管争执中杀死两名城管，当年即被一审判处死刑。由于商贩一直是中国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经常遭到城管非法粗暴管理，因而夏俊峰的判决结果受到民间社会舆论的广泛不满。尽管如此，最高法依然在第4年核准夏俊峰死刑判决。这一结局遭到普通民众和媒体的继续声讨。
网络、媒体和坊间舆论多认为，这一结果显然有失公正。其理由是，在之前一系列类似城管与商贩争执致后者死亡的司法判决中，城管所遭受的处罚明显比夏俊峰轻得多。再与中共高官亲属谷开来相比，虽然谷也被判故意杀人，但是她却得以被判死缓。民间更有理由相信，法律对身处体制内外的人们的待遇毕竟还是不平等的。
事实上，自中共十八大后，尤其是2013年3月全国两会后，中国官场包括司法系统换届大体完成。孟建柱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强担任最高法院院长、曹建明任最高检检察长、郭声琨任公安部部长。此后，中共政法系统即展开了对一系列大案、要案的审理和判决工作。
7月份，官方认定涉案数亿元（1元约合0.16美元）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判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数日后，民营企业家曾成杰被最高法核准死刑并立即执行；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判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夏俊峰在9月初核准死刑宣判，并立即执行；享受中将级别待遇的李双江之子李天一被判有期徒刑10年；河南村民王书金亦被维持死刑宣判。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案件在中国社会均有广泛影响，如薄熙来和刘志军的案件还存在一定的政治牵扯，但是对于其各自案情来说，不仅其指控悉数成立，而且都无一例外地被判以重刑。其中更是不乏4项死刑判决，其中2人被立即执行，王书金也被认为将很快行刑。以此来看，近日已被审判的刘志军的女金主丁书苗与陕西“房姐”龚爱爱至少也不会被轻判。
因此，除刘志军外，被告人一方均对判决结果持不满和反对态度，经历一审的薄熙来已经提起上诉。不过参考近期终审结果均是维持原判的现实以及薄熙来案的特殊性，外界多认为，其终审结果也料将难以产生大的变更。
严刑为法治立威 践行司法独立
有观点指出，在国庆之前的数日中，中国司法系统集中审判此批社会影响较大的各类案件，短期内较有可能是出于为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塑造和谐舆论氛围的考虑，也有为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鸣锣开道的意义而观察在这些案件审判后的现实反应来看，却是呈现出了似乎是截然相反的结果。
刘志军案后民间舆论开始怀疑中共高层反腐整风的决心，薄熙来案结果让他的一些支持者也存在某种程度的排斥情绪，曾成杰的死刑和李天一的十年刑期又分别使民营企业家和一些既得利益者心生戒惧，夏俊峰的死刑又使广大底层民众寒心和愤怒。虽然其中有些案件的严判重刑，如薄熙来案与李天一案，令法院收获了民间一些叫好声，但是经过曾成杰案与泰峰等案的对冲后，各地法院体系得到的骂声仍然远多于夸声。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现象也同样又恰恰体现了一定的积极因素。在近期这些被重判的案件中，夏俊峰和王书金是底层民众，曾成杰是民营企业家、李天一是官宦子弟、刘志军是中央部长，薄熙来更是政治份量极重的封疆大吏。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也都有一定的支持者和影响力。夏俊峰与薄熙来更是可以被认为是中共体制内外的两个代表性符号。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被重判，较为明确体现了新司法队伍不畏权、不阿贵、不惜名，排除各方干扰独立审判的司法原则和精神。而这种原则和精神不仅是中国政治本应趋好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正是中国民众过去以来所矢志达成的历史目标。
中国司法系统长期以来便饱受诟病，其争议焦点便是不独立。在中国政治制度设计中，司法体系受到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系统的领导，依附于自上而下的政法系统管理，并且受制于地方政权机构的财政限制。在涉及到体制内相关人员和利益的司法审判中，司法过程和结果往往难保独立和公正，甚至成为维系和谋取权力与利益的工具。除此之外，在媒体和网络时代，社会舆论对司法结果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而易见。民意和舆论的支持虽然有助于维护底层民众的利益，但是又难免在一些案件中干扰到正常司法和审判程序。例如，与曾成杰罪名相同的吴英案即是在受到舆论强烈关注和压力后，被法院将死刑改判为死缓。近几个月司法审判，虽然得罪了社会多个方面，但是在各司法程序运行过程中，客观上的确是一一排除体制、权力、舆论等方面影响。这是不能否认的，而且其体现出来的司法独立精神也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不仅如此，通过对这些案件的重判，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为中国举步维艰的司法体系和法治建设立威的目的，维护了中国法律的尊严。
尤其是像薄熙来案与李天一案，证据确凿，事涉贪腐、不容辩驳，法院进行严判和予以重刑，更能塑造中国司法和法律的尊严，并收获民心民意。不过，需要考虑的是，在一些案件细节仍存在较多争议，尚待证实，牵连较多的情况下，法院进行从严从重从快审判，却显然是不太妥当的，而且类似于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时的做法。例如，曾成杰被最高法核准死刑后立即执行，死前未得见家人最后一面；夏俊峰死前被拒绝与家人合影；王书金出现案中案后被草草了之，都因之受到外界的质疑。
尽管如此，也有观点表示，这种通过重刑立威和保持司法独立的方式却不能够一定保证每一个案件都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使人民群众满意。法治权威和独立性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但追求权威与独立的实质是追求公平正义。而实现这一司法效果的真正保障唯有合理有效的制度机制，这也是作为执政者的中共亟需考虑和实施的重要政治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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