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载高官落马记：家庭腐败带病提拔成共性
35年来，超过150名省部级以上官员因贪腐行为遭到查处。“老虎”人数持续增加，涉贪金额节节攀高。贪腐持续时间长、家庭腐败、带病提拔等成为了这些落马官员贪腐案的共同特性。
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一审宣判。济南中院判处薄熙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及其他非法所得。
薄也成为继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之后，改革开放35年来第三名因为贪腐问题被司法审判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算上因腐败被判死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薄熙来是第四名获刑的国家级副职以上领导。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间，省部级干部落马的只有2人。第二个十年，落马的达到15 人。而2003年至2012年的最近十年，共有80余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8人以上。在整个35年的“打虎”史上，共有超过150名省部部级以上官员因贪腐行为遭到查处。
十八大之后的10个月间， “打虎”声急，先后有李春城、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王永春、蒋洁敏等8人，这一数字已经超过近十年年均落马高官数字。
梳理35年来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的贪腐记录，遭查处人数持续增加、涉贪金额节节攀高已经屡见不鲜。除此之外，贪腐持续时间长、家庭腐败、带病提拔等成为了这些落马官员贪腐案的共同特性。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说，“在某种意义上，通过高官贪腐案件能够得出这样一个难以承认却不得不接受的结论：尽管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但是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繁重。”
李永忠认为，在反腐败与腐败的较量中，速度是关键。
贪腐数额节节高
2010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申请了《省部级干部腐败案例研究》科研课题，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名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进行剖析。
根据田国良的研究结论，与改革开放前期相比，随着时间推移，高官腐败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平均每例涉案金额由几万、几十万，发展到平均每例过千万，其中最高涉案金额近2亿元；涉案面由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到不仅向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利润丰厚、竞争激烈的经济领域各个层面延伸，而且触及司法、组织人事领域。田凤山是从1995年2月起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的，而他的贪污行为就是从次年开始的，一直持续到他于2003年被双规。7年间，田凤山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436万余元。
2010年被双规的原江西省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宋晨光从1996年开始担任江西省建设厅副厅长，厅长、党组书记。两年后，他开始多次索取、收受有关人员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63万余元。
陈绍基的情况与田凤山类似。陈被法院指控的贪污时间是从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间。陈绍基在1991年到1993年内担任广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在掌握广东公安大权的第二年，他开始“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5万余元。
同其他落马官员相比，陈同海的贪污数量则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2009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从1999年至2007年6月，陈同海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创下了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数额的纪录，同时也创下了单笔受贿金额达1.6亿元的最高纪录。陈同海正是从1999年之前一年，也就是1998年4月开始出任中石化副总经理的。
与同龄人相比，这些落马高官大多仕途顺利、少年得志，不乏年纪轻轻时就身居实权高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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