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耗费4个半天亲自监督河北省委常委班子的民主生活会，而且再次高规格提到要重拾“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中共历来当做防身治病的法宝和武器。然而众所周知，这一法宝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没有真正发挥过实质性作用，常常流于形式、甚至成为委婉的“表扬与自我表扬”或者“表演与自我表演”。而法宝之所以失效，皆因自古以来人们虽然对现实的批判从未停止，但面对面针对个人的批评却是从心底反感和敏锐的，尤其是官场上，官员对自我的负面批评更是敏感。因此有学者称“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方法论的神话，是对现实主义和人性的挑战，中共若想在这种悖论中践行理想主义灵感，实是不易。
“批评和自我批评”源自何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共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其他两项为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是由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外界普遍认为，开展这场运动的初衷是长期以来毛泽东对莫斯科的瞎指挥不满，对中国共产党内迄今为止仍然普遍存在的迷信苏联和共产国际、盲目崇拜莫斯科的思想情绪感到忧虑。毛需要通过整风运动重新调整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关系，全面摆脱“国际指挥中心”，彻底排除其对中共政策的干扰，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中共独立自主制定的政治路线。而最终确实对统一中共的思想，建立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起了重要作用。
早期的中共党员被要求把自己的一切背景、行为甚至内心深处想法诚实交待清楚，毫不保留，然后让彼此相互批评，相互纠正，努力把同志的缺点指出，犹如把人的疾症找出，再加以医治，救助同志能重回正轨，这种批评方式的内容虽是新的事物，在思想上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的精神又有所结合。但随后伴随着政治和权力斗争，运动到了后期已经成为打击政敌、肃清异己的“合法”借口。从此之后，人们越来越不敢“批评和自我批评”。
官场变职场 “表扬为主”风行
毛泽东之后每届中共领导人每每遇到党风下行不止之时，都会重重举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把大刀，但从未能超越延安整风形成大的声势。究其原因，一方面，避害趋利是人类本性，一方面中国已经走出较为封闭的政治、社会环境，但最终目的，不外乎“保官”。
1998年克林顿在中国说：批评我的人是我的朋友，我相信，这种观念对中国人是十分陌生的。曾几何时，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思维及操作方式特别是竞争意识日益影响大陆民众，其间自我推介、自我促销、自我肯定更是成为职场主调，几乎人人都奉行“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的人际相处原则。而这在盛行“讲关系”的中国更容易在社会流行。例如中国一份网络调查就显示，94.6%受访者不愿意接受批评。有学者指出，在当下社会，很多人眼里只有个人利益，并形成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是非判断标准。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不由自主地用最大恶意揣测别人的批评，再加上所谓“官场学”、“潜规则”中畏官、保官风气的倒行逆施，批评领导怕被穿“小鞋”，怕影响升迁；批评同级影响关系，怕被“孤立”；批评下级怕失去“群众基础”。同样，自我批评也不能太深刻，否则暴露自身失误，“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委婉的“表扬与自我表扬”。社会风气必然左右官场，加上对权力的保护和对政绩的追求，官员们自然容易弃批评而重表扬，变得“你好我好，一起升官”。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秦宣直言，“大家都愿意当‘好好先生’，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不要说批评，连表扬都不能好好进行，表扬张三不表扬李四，也会得罪人”。
更有甚者，如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就认为，不“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错误的，但非常认真地“批评”错误更严重，“因为上司或同事会把这些材料留下来，到时候找机会报复你。”
“好好先生”成为官场主流，“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了“树敌”与“曝短”，以至于出现了如今这一幕：河北省委常委批评省委书记周本顺“把扶贫工作放在县域经济和县城建设攻坚战中的位置不够突出”、“应该尽快熟悉干部的总体情况”；石家庄书记自我批评“违规配备越野车，自己却心安理得”等等。有媒体就表示，河北省委“批评与自我批评”分寸的拿捏非常好，不动真格，但又不是不痛不痒，这些“批评”，没有说他没做，只是不够突出，以及不够快。
而在前不久，习近平带领政治局用了6个半天进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照检查自己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情况，习在会上明确提出要统筹制定领导干部办公楼宇、住房、配车、秘书配备、公务接待、警卫、福利、休假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给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政治局成员“立规矩”，誓言政治局将带头遵守各项规定，听起来似乎比河北省委的更加“实在”。
所以，与其说是中共总丢“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如说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未能成为真正的制度，习近平此次亲自坐镇将这个问题最大化的呈现出来，所要面对的就是在接下来的整风中不再延续之前重重举起，轻轻落下的做法，防止权力犯错最基本的就是建立规范性的制度而不是建立在偶然性的良心自省上，真正用制度化激活这一被休眠的“武器”，才能使“批评与自我批评”起到长久监督领导干部、推进似乎陷入后继乏力境地的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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