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习近平针对宣传系统的“8·19”讲话，到网络“大V”们被束手束脚，有关中共舆论收紧的判断层出不穷。然而，知情人士向透露，其实习近平最原始的讲话中并无“收紧”或是“打压”之意，其真实目的是对当前舆论宣传体系的不作为或不够作为有所不满，要求他们更为积极、主动、有效地进行管理，团结大多数，打击极少数。然而，这种“有效管理好”的初衷，在现实操作中因某些个案的被放大，加之一众党报官媒充当“歪嘴和尚”，从而被误解为舆论收紧的信号也不难理解。
不过，政情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目前中国更为开放的政治讨论的要求与“闲心”开始积累，不少疑问开始出现，甚至有机会成为一种真正力量，但情况并没有那么坏，社会上的政治反对声音并没有太强的群众基础，更不是一个统一、齐心、积极投入的团结力量。因此可以判定，目前的形势性质不是敌我矛盾，而是内部矛盾，所以是管理问题，而不是斗争。因此，分析人士建议中共“不要让其转换成为敌我矛盾”。这就需要中共提供足够的“空间”，让大部分人的大部分精神追求能够得到适当满足，而不是憋屈着，因为怨气积累太久都会变成政治性的诉求。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让其“适当”转化为社会共识，让大部分人能够从中获得解决精神和认识问题的依据和内容，逐步成为真正主流的意识形态。同时还需要建立足够的社会组织，配合上述的社会共识，相互巩固成为社会稳定的结构性支柱。
舆论形势未到“你死我活”境地
在今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8月20日，公安机关集中打击网络谣言，“秦火火”、“立二拆四”等人被北京警方刑拘。9月9日，高法和高检针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作出了司法解释，规定“诽谤信息转发500次入罪”。一时间，伴随着薛蛮子因嫖娼被抓，曾经的网络大V纷纷删帖人人自危，加上党报官媒积极鼓吹“舆论斗争”要敢于“亮剑”，甚至称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故让人们以为意识形态斗争已经到了悬崖边上。
不过，在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观察人士眼中，现实的形势并非如此的不堪。该人士指出，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不错的，更为开放的政治讨论的要求与“闲心”开始积累，不少疑问开始出现，这甚至有机会成为一种真正力量。“情况不是那么坏，目前社会上的政治反对声音并没有太强的群众基础，更不是一个统一、齐心、积极投入的团结力量。”该政情人士说，目前的形势性质不是敌我矛盾，而是内部矛盾，所以是管理问题，而不是斗争，因此建议中共“不要让其转换成为敌我矛盾”。另一方面，社会问题以多元形式不断发生，管理不好，这些问题可能成为严重的社会冲突，也有足够力量转换成政治议题。因此，不要激化社会问题是中共必须要做的选择，其方式在于“是要加强社会可控度，而不是要打一场仗”。这就需要一方面避免政府失去对社会舆论掌控的能力，另一方面避免某种观点意外地成为某种具有影响力的政治观点。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够激化社会问题。而不恰当的收紧和打压就有很大可能激化问题和矛盾。
此外，从当前政治社会形态来看，经济是有利于政府的政治元素，而且在一定时段内都是如此。经济能帮助社会稳定，但也必须认识到它会让更多人有欲望和有闲心去争取更多的政治话语空间。在发生这种情况之前，政府是否应该巩固好社会“守则”，让绝大部分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有了钱不一定非要积极参与政治，或者学会用非西方的模式去理解政治运作。
这就需要中共团结大多数，打击极少数。满足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只是希望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权更迭，对于这些人，除了做好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还应该推动配合这种社会管理工作的整体舆论管理以及意识形态讨论。对于另外一小部分，则可以考虑非常具有针对性的严厉管控。
提供足够“空间”方能释压
对于执政的中共而言，怎样把握其中的度就至关重要。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以及积极推动的社会管理，特别是保护弱势群体和城市“新人类”的合理经济要求，使中共拥有较为有利的管理好舆论的现实基础。经济成果积极分配这一大环境的营造，包括公平公正的“财富文化”倡导，可以消减某种对财富分配不公所产生的消极企图。另一方面，建立坚实和灵活的社会管理体制，从文化、法律、社会矛盾的管理三个层面发展这样的体制，也有利于社会共识的构建，从而实现管控好舆论而非打压舆论的初衷。
当然，这些都需要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加积极作为。观察人士指出，首先，要提供足够的“空间”。这里的空间是指言论空间、活动空间、思想表达空间、思想交流空间，甚至是“一定”的“发泄”空间，让大部分人的大部分精神追求能够得到适当满足，而不是憋屈着，以防怨气积累太久而喷发。
其次，需要建立具说服力的“理论”体系，让其“适当”转化为社会共识，让大部分人能够从中获得解决精神和认识问题的依据和内容，逐步成为真正主流的意识形态。鉴于目前大部分中共党员干部都不懂得如何回应社会问题以及对政治体制讨论的现实，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迫在眉睫。第三，建立足够的社会组织，配合上述的社会共识，相互巩固成为社会稳定的结构性支柱。这些社会组织可以涵盖非政府组织、媒体、公共知识分子到社区型群众小团体等。
在社论《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就曾谈到，中国经济的成就是以改革开放为前提，它必然营造着一种宽松的社会环境，我们相信这是中共所乐见的。随着互联网和社会多元价值的蓬勃发展，它将衍生一种全新的社会言论生态，如果中共的传统管理思维和形式不予调整，它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如今看来，不管中共是否愿意，中国往何处去的大辩论必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舆论的主题。
要知道，放开舆论管理不仅仅可以帮助中共加强对腐败的监督，而且可以修复官民之间的互信，保护社会不同阶层的民主参政，让中共更科学地与社会现实衔接。习近平应该顺应时代呼唤，用现代的方式去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提供更为宽松的言论环境，同时为中共的历史谱写特殊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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