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2.5、交通拥堵、看病难,这些问题原本是老生常谈,而今卷土重来,且被叠加在一起,参伴着公众的愤怒和口水。根由在于,北京市政府办事办主任赵会民说国人烹饪方式未改对PM2.5贡献不小、北京交管委说北京堵车是开车人发微博和微信所致、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说国人不要幻想免费医疗没有免费午餐。当然,还有更雷人的言论,比如郑州市卫生局摊派精神病人指标有利考核之说,稍早之前清华大学教授易延友“强奸妓女比强奸良家妇女社会危害性小”以及被重点推荐的王小石奇文《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
诸如此类的官员声音和专家观点,都无一例外成了热点话题。在民间舆论场,不解、愤怒和口水喷薄而出。尤其是赵会民的“烹饪催高PM2.5”、“希望市民配合做好清洁空气的工作”言论一出,揶揄者慨叹“以后做饭都要分单双号了”、“饭都不让做了”、“能说的具体点吗?怎么配合?”谩骂者则质问“说的这还是人话么”。也有如《香港商报》副总编辑周刚和独立评论人程凌虚这般,将所有事件压缩在一起点评的。前者感叹,“真不明白,干这些事的人是神经还是脑残?”后者冷静中带着犀利,“大量事实表明,一帮‘官智’未来的官员在教育与领导‘民智’已开的国民,这才是国家与民族最大的悲剧。”
在汹汹民意面前,北京环保局出面“找补”,否认烹饪油烟系PM2.5主要来源。对比来看,赵会民最初说的是“中国人习惯的烹饪,对PM2.5的贡献也不小。”说到底,后来的“否认”,不过是一种危机公关,即便不如之前的言论刺激神经,也很难挽回被刺痛的民意。
至于免费医疗的问题,以神秘方式存在的作家崔成浩一句道破个中玄机。“近日,俄罗斯宣布公民永久享受免费医疗,其实朝鲜早就是了。”没错,正是因为朝鲜早就是免费医疗了,俄罗斯又开始了,所以自认为远超两国生活水平的中国民众愤怒了。
听闻俄罗斯免费医疗,民众最先只是在对比中寻找着答案,进而自我告慰。不料想社科院朱恒鹏将火势推高,除了建议中国民众“不要幻想免费医疗”外,还不惜将俄罗斯的“免费午餐”斥为不足信的陷阱。给出的理由有三:首先是所谓的免费医疗,到头来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老百姓自己埋单;其次是免费必然导致过度需求,所有人都要去排队;最后是造成医生护士工作积极性受影响。
同时成为免费医疗这场大火辅助性“柴火”的,还有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拒绝就“俄罗斯全民免费医疗”进行置评,理由是医改是世界性难题,各国情况都不同。以及河北保定男子郑艳良右腿患病无钱做手术,自己在家中用钢锯生生将腿锯下。自由撰稿人卫庄呼应了卫计委的国情说,“万恶的俄罗斯,你们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是不实行,因为我们的国情不同。看,我们的人民可以自制呼气机、自制虑血器,甚至可以自已开胸验肺、自己在家用木匠锯子截肢。”上海微爆料转引的一则段子更直接,“
国情不同:正确的废话、苍白的辩解、愚蠢的借口。”留下的奉劝也铿锵有力,“你可以缓做、不做,你再也不可以用‘国情不同’来侮辱我们的智商。”资深媒体人丁来峰则更关注锯腿的郑艳良。“这份毅力,传说中刮骨疗伤的关公亦有所不及,政府岂能假装没看见?我国还有很多穷人看不起病,政府岂能见死不救?咱就不说俄罗斯全民免费医疗了,请大家转发呼吁国家从三公经费中省下一点儿,成立特困医疗基金,让穷人申请救济。”老徐时评更愿意揪住朱恒鹏的言论反诘,“不要幻想免费医疗,那让老百姓幻想什么?
免费医疗与医疗秩序是两个概念,排不排队是制度管理问题,免不免费是百姓生计问题。现在不免费,难道权贵们就老老实实排队吗?”
从免费午餐产生的效果和社会反应来看,朱恒鹏显然误判了中国当前的舆论形势。不过,即便是被大多数人鞭笞的言论,也总有拥趸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顶风作案。曾因《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而风极一时的王小石,引得俄罗斯的不满和反击。这一次,自然不会放过机会。一篇《简评俄罗斯免费医疗新闻》中历数免费午餐的虚伪性和迷惑性。首先,报道内容语焉不详,“医疗项目每年都会增加”与“俄不会再有付费医疗”相矛盾;其次,俄罗斯数年前就实行免费医疗,但公立医院医疗质量和资源不足以支撑,若真正实现私立医院会死绝;再次,俄罗斯所谓免费医疗制度其实是全民医保,自己和企业要交保险费,与中国的医保制度相似,但中国距离全民医保还有距离;最后,推崇私有化的公知们突然发情吹捧俄罗斯的免费医疗,岂非高级黑?
王小石最后不惜将棍子抡向公知们也不足怪。因为在《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中,开头就毫不留情地将中国社会动荡的肇因归于微博上的天使、导师和公知们,更确切的说法是,“微博上的天使、导师、公知们天天造谣传谣制造社会负面新闻,营造一种中国即将崩溃的末世景象,诋毁现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宣扬欧美的资本主义宪政模式。在此过程中不断煽动民众怨恨现政权,并痛骂中国人奴性十足,赤裸裸地煽动民众当炮灰引发中国社会动荡。”
事实上,针对PM2.5、交通拥堵和免费医疗民意的集中爆发,只是官民对立、专家声音遭围殴的一个切片和窗口。就近来说,两高针对诽谤罪的司法解释成为众矢之的,党报官媒大张旗鼓为抓大V寻找合理借口的做法也惨遭民意滑铁卢。明明是在争夺舆论斗争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却不能开诚布公摆在桌面上讲。更远的,可以套用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之言----“九号文件”虎头蛇尾,在高校传达引起了普遍的反感,“七不讲”成为教师们茶余饭后的挪揄对象。逻辑不通的反宪政文章多以匿名发表,知名知姓的作者大都是学术圈里名不见经传的边缘人物,有的根本算不上“学者”,说明官方已找不到像样的学者为之捉刀。更重要的是,反宪政文章引起的社会反应几乎是清一色的批判和讥讽,可见此种言论之不得人心到了何种程度。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吐尽口水和不满的人们,线下继续该烹饪的烹饪,该开车空当刷微博的继续刷微博,看不起病的继续看不起病。一场口水战后,看似什么都没有改变,但至少民怨得以发泄。如果拥有话语权的官员和专家们愿意,也可以此为契机进行一场彻底的反思和调整。怕只怕,不仅民怨没有渠道疏通,被围攻的群体也悻悻然甩下一句“一群刁民不可教也”。那无疑是比一帮‘官智’未来的官员在教育与领导‘民智’已开的国民更悲剧的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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