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从来不缺乏唱空中国的声音,自2001年起每隔5年就会有一轮唱衰中国的声音。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一直在放缓,令“唱空”之声又蠢蠢欲动。不过,从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的各项指标均出现回暖势头,证实中国经济并没有因为“改革”或者“不刺激”而一蹶不振,同时给唱衰中国的声音施以有力回击。分析人士认为,十八大以来,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趋势愈发明显。短期来看,结构改革往往带来强烈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在中长期才会体现改革效应。而改革红利的获得不仅需要改革的勇气,更需要改革的艺术,同时还需要耐心。
经济回落没有“中国特色”
对于本轮中国经济下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10月15日在“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十月谈”报告会上解读称,这不仅有结构性的基础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目前依然处于过渡性时期,未来依然可以实现7-8%左右的次中高速增长。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四季度将有持续轻度回升,但是反弹力度较三季度将有所回落,2014年一季度经济仍存在增速小幅回落的可能。
刘元春强调,在本轮全球性的大危机和大调整中,总体上中国经济回落没有体现出“中国特色”。从GDP、贸易增速、CPI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的走势与世界是同步的,因此,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不能在一个封闭体系中来寻找,必须从全球性问题、周期性问题以及本国周期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等多角度来寻找。
从过去全球经济周期性增长的主要参数来看,新技术革命依然是过去20年全球经济增长高速发展的核心动力,但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宣告了新技术革命由快速膨胀期步入稳定的扩展期,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到来需要等待;全球化是过去20年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二引擎,新要素纳入生产和分工体系带来了全球化红利,然而,2007年至今,世界经济大衰退带来了全球各个分工体系系统性的制度危机。
“不过,不能把所有经济增长回落归结为基本参数变化带来的结构性问题之上。”刘元春表示,在世界经济周期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的作用下,外部因素诱发内生因素,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拐点式的变化,从内生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泉出现了拐点变化,包括市场化制度红利递减、人口红利递减以及经济增长外部环境约束成本大幅上扬等等。刘元春认为,未来中国在新技术领域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仍然有广阔的纵深空间。此外,中国的比较优势并没有丧失,比如在劳动力因素上,尽管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但是中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比如高学历人才的供给更加充裕,这些都孕育着新的红利来源。
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就业的改善。中国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在此次会上提到中国的“就业之谜”:经济增速在下降,但每年的新增就业却在增加。去年,中国的GDP增速是7.7%,但是城镇新增就业是1,266万人,明显高于过去10年GDP平均增长10.7%所带来的就业岗位。“十五”每年城镇新增就业是930万人,“十一五”城镇每年新增就业1,140万人,但“十一五”中国年均GDP增速是11.2%,因此可以明显的看到,中国经济速度下滑了,就业却在上升。到今年上半年,这种变化更加明显,GDP增速下降到7.6%,但城镇新增就业是725万人,如果乘以2是1,450万人,这是过去三十年城镇新增就业最多的。张燕生认为,这背后反映出的就是中国经济结构在变化。
“服务业的就业上去了、中西部的就业上去了,像电商、电子商务一些新产业的就业上去了”。
未来五到八年是痛苦转型期
对于中国新一轮的发展前景,张燕生认为,在未来5到8年,中国将经历痛苦的转型期,如果转型调整能够成功,中国将迎来30年的黄金发展期,否则将会丧失长期增长潜力。
张燕生说:“产能过剩状况,使中国不得不进入到痛苦的经济结构转型期。”从结构来讲,中国面临着三个方面的产能过剩。第一,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全球经济泡沫带动的非理性繁荣两个因素叠加,使中国在重大装备制造领域形成了巨大的过剩产能,导致现在主要行业产能利用率普遍不到80%。第二,过去30多年,中国在外向型经济模式带动下形成了巨大的外贸产能,在全球需求萎缩,贸易摩擦加剧,同时中国制造成本上升的时候,中国传统贸易的竞争优势就改变了,外贸产能压力明显增大。第三,过去五年,中国在风能、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形成了巨大产能,但是在这些领域中国既缺乏技术也缺乏市场,结果就越来越多地陷入了国际摩擦和冲突加剧的困境。
在产能过剩的压力下,中国面临着下一步发展究竟是要速度还是要质量的选择。在这个阶段,不管是国家还是地方,不管是企业还是大学学子,都面临着脱胎换骨的转型之痛。从企业来讲,会发现面临着缺订单、缺人才、缺技术、缺资金、缺规范的转型困境,这也是有关部门下一步要下大气力解决的问题。中国确确实实到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转折期。张燕生介绍说,他们在调研中发现,中国正在慢慢地区分出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和旧经济、旧产业、旧模式,新的需求结构正在形成。
他表示,30多年前,中国是在温饱都没解决的情况下开始起步,今天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的消费转型正在从前20年重点解决吃穿,过去10年重点解决住行,步入未来30年强调消费多元化和讲究生活品质的新阶段。同时,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也将出现快速的倍增,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测算,最终能达到6.3亿人。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如果经济不转型,中国将出现的新需求结构就只会为全球跨国公司带来新机遇。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现阶段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施供给管理政策,加快推动供给转型升级。
张燕生进一步表示,在当前这个转型升级阶段,中国需要通过改革,改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构,规范市场秩序,推动结构性减税,规范、取消和降低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促进产学研联合研发,推动金融为实体经济转型服务,加快推动绿色转型。只有做到了这些,中国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高收入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法制大国和一个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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