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文革中，绝大多数中央高层领导都被打倒了，功勋卓著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不但被打倒，而且惨遭迫害最后含冤而死。但有一个例外，就是周恩来，尽管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却始终没有被打倒。
周恩来与毛泽东
周恩来与江青
其实，伟大领袖毛泽东对周恩来也是不满意的，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经讲过：“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江青集团更是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公开和他拍桌子，说：“毛主席叫你把中央文革小组看作中央书记处。大事先由中央文革小组商量。但你一下开中央常委碰头会，一下开国务院碰头会，就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你现在这也不让批，那也不让批，我看你成了灭火队长了。”江青一伙不仅公开指责周恩来，还指使红卫兵攻击他，说他是“刘邓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把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时，保了许多共产党员出狱，攻击为庇护叛徒集团。于是有很多天真的红卫兵就把周恩来当成了进攻的目标，有一次围攻，竟然三天三夜不让周恩来睡觉，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当场发作。既然毛泽东不满意周恩来，江青集团又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周恩来被打倒的命运似乎就是注定的了。事实上，在文革中，周恩来始终屹立不倒，其中的奥秘发人深思，而周恩来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更是让人叹为观止，感慨万端。
“文革”中的周恩来实行了高超巧妙而有效的自我保护艺术，竭力避免自己被打倒的命运。他曾与别人说：“不管别人怎么打你，你自己不要倒；不管别人怎么整你，你自己不要死；不管别人怎么赶你，你自己不要走。”这就是周恩来对自己抗争策略的一个生动说明。
第一个巧妙自我保护的措施就是公开顺从毛泽东。他不对毛泽东的全面权威发起挑战，更不加入他的反对派，不公开批评、顶撞毛泽东，而仅仅是平静地接受毛泽东的责难。这一点是他比彭德怀、刘少奇的高明之处。
毛泽东在国内和党内有着崇高的威望，权力斗争艺术更是炉火纯青。他要搞“文革”，周恩来无论如何是挡不住的。“文革”中，周恩来在许多问题上虽然内心并不赞成，为了避免与毛泽东发生直接冲突，不得不采取附和态度。比如在刘少奇冤案、贺龙冤案上，他也采取了这样的态度。有人可能会拿气节来说事了，说堂堂一个总理，怎么就不能奋起抗争一下呢？气节这个东西说着好听，教育人的作用是不小，但真正对解决事情能起到的作用恐怕就有限了。性格即命运，周恩来的性格特别是他的政治斗争原则，不会逞一时之快就意气用事。在当时那个你死我活的斗争情况下，他不得不违心地表这个态，如果他不表态自己也要被打倒。再说了，不管周恩来附和也好，不附和也好，刘、贺等人都是要被“打倒”的。在保不了别人的情况下，保住自己是当时能实现的最好结果。
1980年一名意大利记者访问中国，曾问邓小平对周恩来怎样看？邓小平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
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第二个巧妙自我保护的措施是多作自我批评。“文革”中，周恩来多次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对他的批评，甚至江青对他的攻击，他基本照单全收。因为他们的批评，应付不好就要升级，一升级就有被打倒的危险。不让升级就必须把所有攻击承担下来，这一招用的是以柔克刚。周恩来通过作自我批评，化解了一波又一波对他的恶意攻击。1973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批评周恩来。起由是该年11月份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当时中美关系开始改善，联美抗苏战略正在推进。基辛格访华期间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苏联打你们，中国需要美国帮什么忙”？这个问题他是不能回答的，必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现在不谈，打起来再说”。毛泽东的回答是高明的。基辛格回国前一天晚上，突然要求再次举行会谈，周恩来措手不及。每一次会谈都要毛泽东同意，会谈内容要毛泽东定下调子。因此马上请示毛泽东，但得到答复是毛泽东已经休息了。无奈之下，周恩来就自己作主跟基辛格谈了一次。会谈中基辛格又提到这个问题：如果苏联打过来，我们军事上怎么合作？周恩来没有重复毛泽东讲的话，而是讲“我们双方各指定一人商谈这个事，现在不要做结论”，此话同毛泽东的意见稍有不同，但总的精神是一致的。但参加会谈的两个年轻人(王海蓉、唐闻生)认为周恩来讲的话违背了毛泽东的意见，就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说周恩来擅自会谈，还说他被苏联原子弹吓破了胆。毛泽东知道后非常不高兴，说：美国人要借给我们一把伞，这把伞叫核保护伞，这把伞我们是不能要的。还说：果真苏联打过来，就知道谁是敢打的，谁是要投降，当儿皇帝的。语意非常耐人寻味。
在当时，如果违背了伟大领袖的指示，那可是罪莫大焉，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随后，毛泽东要求周恩来自己主持政治局会议，做自我批评，接受大家帮助。周恩来开始不明就里，就稀里糊涂地一面检讨，一面说明事实。但在当年的那个政治氛围里，说明事实非但没用，反而会招来别有用心之人的迎头痛击。果然，江青等人开始胡搅蛮缠，一下讲周恩来不能贯彻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推行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一下讲周恩来被苏联原子弹吓破了胆，向美国投降。周恩来争辩说，我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这顶投降主义的帽子周恩来实在不愿戴上，可是这一顶，就被认为态度不好，又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发话，政治局会议不要周恩来主持了，改由王洪文主持，并扩大会议范围。周恩来一看势头不妙，马上就把所有罪名承担下来。当时周恩来已经75岁，他在会上讲你们发言讲得太快，我老了记不下来，能否让王海蓉、唐闻生两个人帮助整理记录。江青讲，她们跟主席接近，你是否想利用她们套主席的口风？检查要自己写，不能叫秘书代笔。可怜75岁的老人家、一国总理还得自己写检查。当时他身患膀胱癌，膀胱不断出血，结成血块，堵住尿道，每次上卫生间都非常难受，尿排不出来，所以时间较长。江青就讲他利用上厕所回避斗争。这次会议对他的迫害是非常严重的，对他身体的打击更大。幸运的是，由于周恩来检讨“深刻”，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才终于化解了这次极其凶险的政治恶浪。
当然，对于那些致命的陷害，周恩来坚决抵制，这是他的第三个巧妙自我保护措施。“文革”中，周恩来曾遭遇致命的陷害，这就是“伍豪事件”。对这样的致命陷害，周恩来进行了坚决而又果断的抵制与澄清，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平息了可怕的风波。1967年5月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讲红卫兵在旧报纸上发现了一个叛徒集团的脱党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一看非常警惕，因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那是1932年2月，国民党在报纸上造谣，讲伍豪等243人脱离中共。虽然早就弄清是国民党造谣，但周恩来不敢怠慢，因为制造冤案是江青等人的惯用伎俩，造谣污蔑的材料一样可作为他们的证据。这样的事“文革”中太多了。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迅速而断然地予以反驳，并迅速向毛泽东报告，争取支持。5月19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的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同一天，周恩来百忙中抽出一天时间亲自查阅了上海各旧报后，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又有一个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此事。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批：“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并嘱咐周恩来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1972年6月23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周恩来对此事作了专门报告，并作了录音，进行了彻底澄清。面对这个致命的陷害，周恩来坚决而巧妙地粉碎了。
以上只是周恩来的自我保护措施了，即使周恩来自我保护的再好，如果毛泽东铁了心要打倒他，周恩来还是免不了被打倒的命运。说穿了，周恩来最后没被打倒，是因为毛泽东内心原本就不想把他打倒。因为对毛泽东来说，周恩来办事还有三个让他无法言说的舒服之处。
一是周恩来把毛泽东的失误说成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从而加以纠正。比如三年困难时期，困难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主要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的。但是周恩来巧妙地说，这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而且他还进一步论证，这几年的自然灾害不仅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甚至从他们这一代记事起到现在，都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自然灾害。其实那三年自然灾害虽在局部较严重，但远没到粮食严重减产饿死人的程度。既然是自然灾害造成困难，那么政策调整就是面对自然灾害来的，而不是面对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来调整。只要不说工作中有错误，随之采取的政策调整毛泽东也就能够接受。
二是周恩来把毛泽东的失误说成是自己的错误，这样纠错就容易得多。比如对大跃进的错误，他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讲，毛泽东早就发现了大跃进过程中的某些错误，早就要求我们把指标降下来，是我这个主持经济工作的总理对主席的指示理解不到位，指标虽然降了一点，但仍然高，责任在我，我要交帐。这样的话说了好几遍。自己把责任揽下来就容易纠正，使得后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能得到顺利推行。三是采取毛泽东能接受的措施来纠正错误。在纠错过程中，周恩来非常谨慎，言谈举措都让毛泽东能接受，甚至也让江青所接受。1960年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时，一开始李富春提出方针是整顿、巩固、提高。周恩来一看“整顿”两个字可能刺激毛泽东。就把它划了，改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整顿”说明错误程度很严重，而调整就平和得多，这样毛泽东才能接受。再比如解放老干部时，中央发的社论中原来有这么一句话：“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周恩来觉得这样写虽然没错，但会让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
只讲老干部，那江青一伙怎么想？他们自认为代表的是新干部。于是亲手改成“经革命战争锻炼的老干部和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一改谁都不好讲什么，社论得以通过。解放老干部的政策就得以顺利落实。
毛泽东也知道，他发动的文革给中国降临了一场空前的社会混乱。作为中国总理当时所要面对的，不仅是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还要面对极为混乱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局势。政府总理所要解决的困难，是从未遇到过的困难，还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痛苦！总理的位置，除了周恩来以外，可以说是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选。其他人即使暂时坐上去了，也坐不好，坐不稳。毛泽东深知，有些人闹革命可以，但要建国、治国，周恩来的才能是无人能比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已经被打倒了，再把周恩来打倒，恐怕没有人能够替代总理的位置。到时整个国家的摊子就极可能烂下去，而一旦国家摊子烂下去，将很难收拾，他的文革理想也就难以实行下去了，这一点是毛泽东绝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毛泽东心目中，周恩来还是要力保的，只要经常敲打敲打，让他如履薄冰就行了。
正如迪克·威尔逊在《周恩来传》中所说的那样，“周恩来一直没有遭到什么毁灭性的麻烦，因为毛泽东和江青都需要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当默默羞辱他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利用他那别人无法比拟的才能。”江青曾经公开说过，“如果不是中央文革保你，你一样被打倒”。江青对周恩来可是恨之入骨的，他们之所以也要保护周恩来，是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不允许打倒周恩来。所以，文革初期，红卫兵代表大会就发出了一个特别指示：“周恩来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不应对他有任何怀疑。贴大字报攻击周总理将被视作反革命行为。”到了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就连标准的毛主义者也赶来救驾。他说：“周总理在国内外都受到高度尊敬，他是中国人民的代表，负责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有任何人找周总理的麻烦。”
周恩来在文革中没被打倒，这是中华民族的大幸。在当年那种风雨如晦的大环境下，为了维系国家的发展，他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巧妙地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限制和纠正，对林、江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抗争，尽可能减小危害。这才给中国以后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一点薪火相传的血脉。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