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同印尼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首次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基行),并表示中方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李克强总理在出访文莱、泰国、越南时,进一步建议推动本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在具体层面为亚基行提供现实支撑。较早前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会上,中国已经明确提出“将加快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积极探讨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另外,金砖五国共建开发银行的倡议也在今年3月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得到通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绕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对成员国提供贷款,为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筹集资金。这些多边金融协作倡议被一些人认为它将最终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从而令西方失去这方面的主导地位。此次筹建亚基行的倡议更表明,中国主动搭建区域性与国际性金融平台,借自己的实力推动亚洲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意图非常明确,以实际行动巩固“睦邻友好”与发展新型国际秩序的外交政策。
无论是建立金砖开发银行还是亚基行的倡议,都因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活力最发达的国家,中国必须在市场与资金两方面得到充分保障和掌握开拓的机会。这种开拓表明中国在国际化进程中正迈向“走出去”这样一个更高的台阶,这也可以界定为中国推动全球化的升级版。然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各方面的专业水准参差不齐,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各种配套能力还有待发展。香港作为中国的金融重镇,而且还是传统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已经完全拥有为国家发挥重要专业作用的条件。中国的经济实力,以及中央的统筹、谋划,都可以通过香港这个“职业经理人”借风使舵,作为实际的推手,实现“走出去”的国际大战略。对于香港,更应该借机寻找自己在国家二次改革大潮中的新定位,重构自己的发展战略,推动积极的结构转型。这样的合作,既打破近年中央与香港“你施我受”、“我舍你得”的消极互惠模式,还可以恢复真正意义上的“合璧”、“合力”,互补共生,如同香港在八十年代为中国转型所发挥的作用一样。这从经济到政治、民生也都有利于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社会矛盾。对于中国的领导者来说,香港能够积极参与国家“走出去”的战略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意义。邓小平当年高瞻远瞩为香港设计了“一国两制”,目的就在于希望保持香港的独特性,延续他借用香港这扇“窗口”的开放作用,积极推动中国长远的经济建设。香港当年能够为国家的改革略尽绵力,那就更应该在国家的二次改革中也继续发挥作用。中国的“走出去”是经济发展的延续,是中国崛起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结果。除了经济意义之外,中国积极推动“睦邻友好”以及提倡“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政策,也与中国“走出去”的战略紧密相扣。既然如此,香港这扇面向国际开放的“窗口”为什么不可以再次派上用场?不仅如此,在国家新一轮包括更积极主动走向国际的二次改革中,香港这扇“窗口”还可以变身“南天门”,让香港700万市民更能够认识与享受与国家改革共生的积极意义。台湾的人民也将从这样的合作中认识到积极参与内地发展所能够给予他们的机会。
地区金融协作是突破发展瓶颈的绝佳手段
亚洲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地区。据2000年的统计,世界人口60.55亿,亚洲人口36.8亿,人口过亿的国家就有6个。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亚洲人口将在2050年增加到54.4亿,仍会在世界人口中过半。亚洲既是当今经济发展最旺盛的地区也是发展水平相对失衡的地区。亚洲开发银行曾预计,到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内部基础设施投资需要8万亿美元,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另需3千亿美元。
也就是说,基础设施建设必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亚洲经济的新增长点。但现实情况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途径面临诸多瓶颈和限制。虽然说位于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ADB)的任务就是为亚洲国家的发展筹集资金,但它的作用基本没有得到体现,亚洲需要全新的投融资体系的意愿十分强烈。当前,亚洲拥有比其它任何经济地区更雄厚的外汇储备、更高的储蓄率、相对健康的财政状况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已初步具备条件,在这个时候提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多边金融机构确实顺理成章。
中国是亚洲经济发展的最大亮点,但也同样遇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消化剩余产能、扩大市场、保障发展资金等问题已被中央列为未来发展中要解决的重点。正是在分析了亚洲和全球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中国把握机会,率先倡导筹建亚基行等地区性金融平台,并将对此类机构的设立、运营发挥积极作用,战略意义深远。例如中国可以通过财政出资,在亚基行内设立“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援助基金”、“中国基础设施技术投资援助基金”等规模、用途不同的基金,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提供配套支持。从中国最近不断提出各种跨国金融倡议来看,中国正积极搭建新型地区金融体系,这次以亚洲基础设施为对象的倡议,显示出其思路已经逐步清晰以及极具针对性。它一方面加强与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强化各国之间的利益纽带,带动各国在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交往,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缓解地缘政治紧张的压力。
从中国自身产业发展的角度看,通过这样的深度合作,中国能够有效输出自身庞大综合基建能力,从工程设计、建设到技术、设备等多领域获得直接利益。借助区域金融合作的推进,中国能够有效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为最终推动人民币成为地区储备货币奠定基础。这种多边主权意义而同时又是商业性的投融资平台,有助于中国企业参与亚洲互联互通项目建设,避开双边合作中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国家利益的可能矛盾,为国内企业“走出去”创造较好条件,拓展区域内经济合作的空间和文化。
香港近年的发展同样陷入瓶颈与迷茫。经济转型虽然一再被提起,但由于缺乏清晰方向,资源、人才等各种优势无法有效整合,当年的“金蛋”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日益边缘化。一些舆论甚至预测,如香港继续毫无起色,不排除日后成为只会向中央要好处的“求救者”。此言虽有夸大之嫌,但却并非全无道理。香港社会已经具备共识,知道要彻底反思自己的发展战略,在国家朝着另一个全面发展的高峰大步迈进的过程中,国家战略显然是香港发展需要反思的主要内容。这是一次历史机遇,筹建多边区域银行只是一个提示,意在让世界、亚洲、中国、香港都重新认识他们在更大的空间内所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借机打破发展的瓶颈,从更深层次的视角去面向未来。
助中国走向国际化“一国两制”的真正意义
习近平在提出筹建亚基行后,相对于一些政治及经济分析师建议以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中国的上海作为亚基行的总部,香港其实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首先,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历史上就扮演了亚洲的金融中心角色。不论是日本、韩国,还是泰国、菲律宾,或者印度和中东的阿拉伯国家,都将香港作为这个地区的交流集聚地。香港的法治传统、人文环境、语言和交通的便利,它的基础设施、人口的多元化等,都是作为地区中心的理想地点。相对于中国来说,香港作为经济建设的窗口,早在二战之后就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些都毋庸置疑地构成香港的有利竞争条件。其次,中国将会是未来多边银行的最主要参与者,人民币在这类银行的作用将会是关键的。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政治上保证了中国积极推动多边银行建设的安全性与主权意义,同时又不会将其囊括于内地,如上海,给人对其他国家咄咄逼人过于“霸道”的感觉。
香港作为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也同时提供了这类银行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从政治与金融角度都展现了它们将总部设在香港的合理性。
中国崛起的规模与发展速度,在政治、经济上一方面被一些国家视为“威胁”,另一方面也确实让周边国家产生顾虑。这些国家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多边金融平台能否消除担忧,是这类机构能否成功的重点。然而,这样的金融平台确实是亚洲国家加快自己发展的理想手段,中国的帮助更可以保证发展的成果。所以,如何处理好相关国家对中国的矛盾心理也会成为其它国家的关注点。中国的充分理解以及宽宏的心态将有助于矛盾的化解。
香港是大部分亚洲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精英所熟悉的地方。它常年作为这些国家企业进行国际商贸合作的地点,已经拥有高度诚信。香港也完全具备提供亚基行等多边金融机构顺利运作的所有基础和专业设施。从资本层面,香港是众多亚洲大企业的注册地,内地企业在香港经营也已经驾轻就熟。香港的法律与税制都有利于它作为多边银行的总部,其它相关联的各种企业或组织都不会在香港遇到任何制度或法律上的障碍。香港的先天优势完全可以使中国与其它亚洲国家的利益得到最佳缓冲。
香港与纽约、伦敦并称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享誉全球的自由港,拥有成熟的管理经验。它在国际金融领域拥有丰富的人才储备、有效的监管、外汇自由进出等缺一不可的因素。香港中西文化汇聚,信息高度发达,法律、会计制度和市场惯例与世界基本接轨。把区域多边银行放在香港,意味着这一由中国主导的地区合作金融平台具有一个高起点。
中国加大对地区金融活动的参与以及建立主导地位,其中当然必须考虑到人民币的持续国际化进程。香港是人民币最重要的离岸市场,地位必须得到保证,这是香港的利益所在,更是国家金融安全的要求。在多边金融机构的资金构成中,人民币将必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自然增大了包括贸易方面的人民币跨境存款的规模,增加离岸人民币供应,形成以实体经济为后盾支持人民币走出去,又以人民币走出去为杠杆拉动地区需求的良性循环。在中国目前还保持着外汇管制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离岸交易市场。与境内的自由贸易区设立离岸人民币市场相比,香港成熟的外汇交易机制更加有利于资金的进出与管理。把交易的重心保留在香港,还意味着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期,能够把定价权尽量保留在中国可控的范围之内,再结合外汇管制环境下对流出人民币总量的控制,对于控制国际化风险有着巨大的作用。
中国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国际结构转变,显然不会只是在金融领域展现。随着“新型大国关系”的推进,中国需要以多元的方式与国际接轨,而其中必须考虑到当前世界普遍接受的“软实力”形式。“软实力”不只是文化、服务或者简单的国际形象宣传。非政治的柔性交流互动,以开放的环境消解压力,都会有利于相互之间的接触。香港就可以提供这样的“软实力”平台。在不需要强调主权意义的国际交往里,香港不只是能够提供专业的商业人才,它本身就是一个非政治的国际场所。在新一轮中国的改革中,世界市场的意义会同以往有极大转变,香港也将因此调整自己的角色以顺应这种转变的诞生。
促进香港重新认知国家及自身定位
香港近年的经济、政治、民生问题一直是发展的阻力,大家普遍相信这是因为它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这种深层次矛盾一方面让香港在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发挥不了更大作用,另一方面让香港在中国,甚至在整个亚洲都越来越边缘化,连只有香港人口60%的新加坡的经济规模也已经超过了它。内地与香港联系的积极成分与合作共生的意义近年更日趋下降,中央对香港的优惠多呈单纯的照顾。
这种经济联系上的“扭曲”也反映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内地与香港民众之间的矛盾频发,港人开始将怨气指向中央。加之面临2017行政长官普选的政治体制改革,内地与香港的关系继续恶化,这将制造更多的因为经济结构、发展转型滞后而引发的政治、社会冲突。这种发展轨迹是必然和无可避免的吗?答案显然是不!
大陆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上海、深圳两大内地金融中心的崛起,加上区域内传统竞争对手新加坡的超越,香港作为国际中心的地位虽然尚未发生本质变化,但发展已经遭受巨大冲击。香港赖以生存的服务业竞争力迅速下降,已经失去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曾经的转口贸易也早已没了优势。香港的发展过于集中单一,完全缺乏任何创新,金融与地产行业不单未能提升香港的竞争力,更成为沉重包袱。香港本身面积就不大,竟在发展布局上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几乎所有国际大都市的弊端都在这里尽显。香港的问题当然不是多几家银行就能够解决。但借用完全不同意义的多边银行反思香港的定位,重新检讨香港的发展战略,却不失为有意义的尝试。香港曾经自认为是国际城市,但是否多些人说英语,有西方的一些制度特征,存在不少跨国企业或有满街的名牌店就足以支持这样的地位?最近伦敦市长到中国推介,反映出发达国家的大都市都在重新认识中国。香港是否也应该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国际”的视域来重新标定自己?
香港的困境源于意识,它的所谓精英们无法跳出传统思维的狭隘框架。夜郎自大,沉醉于以往的成就,以为如此就可以继续高人一等,这种井底之蛙的意识才是深层次结构矛盾的本质。当然,换个角度也可以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认识。因此,只要精英们调整一下视角,或者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庐山”的宏伟。香港是时候积极调整自己的意识,反思发展的路径,彻底抛弃“自由经济”这个紧箍咒,以大有作为的魄力去面对意识的挑战。
这一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都发生了极大改变。新一任中央政府显然是大有作为的,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展现了无比魄力,这都是香港可以看得见的机遇。然而,当习近平提出建立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时,香港从上到下竟“泰然自若”、“逍遥事外”,还在当“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即便香港有一些零星反应,也还只是在招商层面进行呼吁。大概对于银行集中的香港来说,不过多一两家银行租几层办公楼,解决几个人就业,无须费心。香港人从来以把握机会著称,但是今天在机会面前竟如此麻木,“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弊病再次展露无遗。
就以这次亚基行的机遇为例,如果只是一家普通金融机构,可以不必考虑将其放在香港。因为它只会增加香港中心商业区租金的上升压力,扩大贫富悬殊,对市民没有任何好处。然而,如果以亚基行这类区域多边银行为契机,在非传统的商业中心区,如机场附近,或者结合新界的建设,重新缔造一个经济中心,重构香港的地缘经济格局,如同上海建设浦东一样,那么对香港的整体发展可能是一次极大的提升。香港经常说要比拟纽约,然而他们不知道华尔街只是纽约的小部分。更何况亚基行完全不属于华尔街文化,它是实体经济的主权金融,是世界银行或者IMF的地区版。它除了需要传统金融行业的服务之外,还要求香港提升自己对主权金融和基础建设项目的管理认识。亚基行落户香港只是为巩固香港金融地位的理解是肤浅和短视的。香港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关系,重新认识什么是“国际都市”。作为中国“走出去”的“驿站”,香港的“港味”和国际枢纽的含义才能真正发挥出来。香港已经强调要“背靠祖国,纵览世界”很长一段时间,但除了多几家中国大企业在香港上市,就是多了一些人民币在这里流通,这种表面功夫都不足以警醒香港彻底重构对自己经济发展的战略认识。亚基行以及类似的多边金融机构能够落户香港,将可以激发完全不同的意识,足以构成香港转型的催化剂。香港需要的是新思维,也就是要首先解放思想,抛弃陈旧观念。香港与内地的问题不是利益如何分配,而是缺乏思维的整合;更不是文化的冲突,而是缺少看得更远的高台以及站在上面的领导者。如果中国的二次改革还没有被香港视为这样的高台,如果中央和香港都看不到这块宝地的优势,就会错失全面改造香港的良机,也更不可能激发出它的卓越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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