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3)》蓝皮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众的权利意识不断增长，政治参与已成为个人生活难以回避的内容。对于每一个中国公民而言，虽然有些人并不一定很关注或在意政治，但是政治就在身边，您已经在参与或随时可能参与其中。
但碍于种种现实，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么，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状况到底如何？有何现实参与困难？如何扩展政治参与的途径？这些都是民众以及学界关注的问题。近日，蓝皮书的主要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卫民就相关问题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形态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已经连续三年推出《中国政治参与报告》，今年和上两年的报告有何不同？
史卫民：三次《中国政治参与报告》都有不大相同的内容。2011年推出的第一本《中国政治参与报告》，是把中国各个学术机构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之间很多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二次利用，说明政治参与总的趋势，形成基本的蓝皮书风格。第二本情况就不同了。我们有了自己调查的数据，有我们自己的一套指标。我们的调查与以往的所有调查最大的不同，第一是完全专门针对政治参与的调查，第二是带有客观评估和主观评估指标，可以根据指标给出分数，而且我们力求做到比较合理。
第三本更不相同。今年的蓝皮书公布了中国公民的六种政治认同，以及它与政治参与到底是什么关系。同时我们专门把政治参与作为一个变量来分析政治认同，我们发现一个人对选举参与、政策参与、社团参与、维权参与等的偏好不同，在政治认同上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也证实了国际上的很多类似研究结论。由于我们在调查中把主客观拆分，因此发现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在客观层面表现为认知高、行为少；在主观层面上表现为意愿高，效能感低，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形态：政治参与固然是重要的，也是每个公民应该并且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是较少有人真正参与并付诸实际行动。
南都：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至今已11年，11年间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总体情况如何？
史卫民：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1978年到1981年主要是恢复公民的选举参与。1982年到1994年除了发展选举参与外，还增加了基层群众的自治参与。1995年到2003年是较为密集化的选举参与，与选举有关的改革对民众的参与热情产生了重要的刺激作用。2003年以后是多维度的参与，不仅政策参与有重要发展，网络参与也开始出现，并出现了许多新的参与方式。这样的变化的重大背景是，中央政府将重点关注经济发展，转变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并重。政策的重大调整，为参与的扩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一直都比较重视参与问题，党的十六、十七、十八大报告都系统讲述了公民政治参与问题。我一直认为，政治参与是社会必要的一种润滑剂，一种必要的制度形态，一种政治沟通的有效途径。但是在政治参与中，公民需要理性，不能表现极端甚至对抗，因为我们都本着沟通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要干掉谁的目的来进行的，否则参与就失去了意义。这也是党强调“有序的政治参与”的原因。其实，“有序”后面还可以添加理性二字，这要求公民要懂得自己的权利、懂得自己的责任，懂得如何去参与。
南都：最近几年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关键转型期，政治参与会呈现什么新变化？
史卫民：政治参与会体现多途径、多渠道的特征。对老百姓而言，参与途径越多越好；对领导来说，对百姓越宽容越好，不能说一边给老百姓参与渠道，一边心里又惴惴不安，怕东怕西。其实不用怕，尤其是政策参与和政策讨论，主要是反映意见，即使有的极端一点，有的激烈一点，对领导者而言都有好处。所以，新时期的政治参与，一是考验公民本身的能力，检验公民能否使用好各种参与途径；另外一个最大的变化是，近几年政府已经开始学会了宽容。对所有的公民参与，只要不是恶意攻击，政府在允许的范围内就必须报着宽容的态度。
近些年有三个典型案例最终成功影响到政府决策。一是孙志刚案。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掉，就是一个广泛参与的结果。二是医保，全民医疗并非天上掉的肉饼，四年半的全民大讨论后形成的全民医保方案，遭到的反对意见最少。三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调整，经过广泛参与，改变了政策部门的初始方案。通过这些案例可以看出，广泛的公民参与，尤其是政策参与，正在改变决策过程中的一些不当行为，实际上也是在监督和改进政府的执政行为。
网络违法行为要有法律来解决
南都：随着论坛、微博的兴起，有人把网络看做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途径，靠谱吗？
史卫民：当然可行，但网络并不是唯一的参与途径。网络一方面在积极反映各种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也在渲染不同的情绪，比方说目前在网络上有两种情绪非常厉害。一种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一种是民粹主义情绪。而在价值取向上，一会儿偏左、一会儿偏右的立场，也使得网络上的理性讨论无法顺利进行。这样的网络环境，距离我们谈的公民理性讨论问题，的确还有一段距离。当然我们首先得肯定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对于快速反映意见有很大作用，但也无法否认，网络本身还不能凝聚成理性的声音。这是网络参与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也跟未来网络实名制，包括一些议题的引导有很大关系。我个人认为网络作为一个宣泄社会不满情绪的出气筒应该留着。因为很多情绪在网上宣泄了，在现实社会中的过激行为相应就会少一些。因此，管住个别过分的造谣行为也是应该的，但是不应太激烈。目前，我们对网络还需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估，不要使网络过分政治化。必须得明白，沟通、交流、宣泄、娱乐才是网络的正常功能。
政治参与应追求一种平衡
南都：如何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维护公共利益？
史卫民：从研究角度来说，公民政治参与本身一般可以分成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对任何事情都有兴趣参与的人。比如面对PX事件，一定有人站出来打抱不平，这样一批人又被称做“常在参与者”，在网络上尤其具有代表性。第二种情况是因为本人权利和利益受损而表达意见，这类人的参与取向非常清晰，就是为了保护利益，维护权利。如今很多群体性事件、网络事件，大多由这类人引起。第三种人在国外被称做“消极公民”，这样的人表面上啥都不关心，什么都没兴趣参与，实际上有其潜在的利益，可能成为潜在的参与者。
我们常有一个误区，认为政治参与越多越好，其实政治冷漠者才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基本支持者。并非想当然认为政治参与越多越好，越激烈越好。包括西方研究民主的人士也认为，政治参与是有度的。一个社会正常的状态一定是多数人的冷漠，少数人的参与。如果出大问题，惹火了冷漠的多数人，他们就会变成第二种参与者(与自身权益直接相关的人)，社会小对立就会发生，小对立演变成大对立，终将对社会稳定和发展不利。
南都：当前公民政治参与呈现不平衡性，主要原因在哪里？
史卫民：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每一个时期所遇到的问题不尽相同，表现不同，所需参与实际上也是不一致的。当一个社会极不民主，所有人的权利都受影响的时候，你给他选举权，老百姓“噌”地就去了，老百姓的参选热情是最高的。但是很快，当国家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所遇到的最大问题就已经由经济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接着是政治问题、文化问题。所以逐渐造成了不平衡，而在过去我们没有对这种不平衡进行量化。实际上，不平衡早就存在，并非今天才出现，所以应该说是时代因素在产生这种不平衡。
当然，还与政府领导因素、国民本身成长因素等有关。一方面政府不能压制参与，要想方设法鼓励公民参与；另一方面公民也要慢慢懂得什么样的参与最理性、最有效。如今，我们基本还是把有效性放在理性前头，这是现实条件受限的结果。未来的参与应首先强调理性，因为只有理性过后才能知道什么叫有效，怎样做才能最有效。南都：有一种困境：制度内部的政治参与效果不尽如人意，制度外部的一些团体、协会又由于多趋于行政化、机关化很难给力。你怎么看？
史卫民：严格意义上“制度外”的东西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把其叫做常规渠道和非常规渠道可能更好点。常规渠道比如听证会、征求意见、政府调查等；非常规渠道是指上访、网络发帖、找熟人、找领导等。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现在最该搞清楚的是，政府在两边的态度应该有所不同。对待所谓“制度内”或常规渠道，政府首先应该保证其真实性，坚决不能作秀或走过场。而在非常规或所谓“制度外”层面，真实性可能已经获得民众认可，因此政府应该表现出更大宽容，要认真听取意见并以协商而不是压制的方法解决问题。其实，这两种途径最大的特点是互补。今后，我们政府的工作之一应该是考虑怎样把这两种途径打通。让二者都成为真实可靠和宽容有效的参与渠道。
政策参与并没有输赢，只有共赢
南都：此前一些地方发生的“避邻运动”最终政府大多妥协，如何看待这种政策参与的结果？
史卫民：不能这么理解。政策参与和选举参与的一个最大不同在于，选举参与一定有输赢，政策参与并没有输赢。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来。此前很多事件，民众认为政府最终让步就是民意胜利，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政策民主的本身，应是一个通过参与表达各方意见，综合各方声音，找到解决方案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基本目标是要在最后达到每一方的最高谅解和合作。
此前各地爆发的反“P X”项目游行，反垃圾场修建等事例，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并没有向公众解释清楚。如果真的已经做了环保评估，并且耐心向民众解释项目的基本情况，落实项目安全责任，基本就能获得民众谅解和合作。如果政府没有事先解释，老是期望通过拍脑袋来决定，那非常容易出问题。很多事件政府最终终止决定，看起来是政府输了，其实恰恰是政府纠正了一个不当的执政行为，是民众和政府共赢的结果。
南都：一些地方政府把公民政治参与视做洪水猛兽，甚至肆意侮辱民意搞“听证演戏”，原因在哪里？
史卫民：这一方面与地方政府过去一些落后的惯性思维有关，老是以为政府自己说了算。坦白讲，在对待公民参与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要保守得多。因为地方政府受G D P主义、政绩工程的影响太大。通过我们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主要有两个心理在作怪。一是怕群众，担心参与行为多起来要出事，影响稳定。二是怕透明，因为一些地方政府自身就在某些工程项目中有腐败行为。在这两种心理指引下，地方政府往往奉行最简单、最快速的处理原则。另一面，由于中央政府常常推行总体政策，因此地方政府反而需要反复调研，听取意见，所以在对待参与上显得积极谨慎。南都：公民政治参与“质”的提升是否与政治体制改革成正比？
史卫民：准确说，应该是与中国整个政治发展成正比。因为体制改革涉及的面比较多。而你这里谈到的“质”，说到底就是要理性参与。理性参与程度越高，我们的民主程度就越高，它与政治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关系，也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更重要、更核心的是要解决如何控制权力问题。我们期待看到的是一个既要保障民意、又不搞乱社会的政治参与的作风，这必然会对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不小的正效应。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现在首先需要注意参与的量，下一步才去考虑提升参与的“质”。
南都：总的说来，当前公民政治参与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怎么办？
史卫民：最大障碍是怎么参与。在我看来，每一个公民都必须学会走向理性参与。中国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每个人对理性标准的理解大不相同。其实，所谓理性，就是我表达意见的同时，尊重你表达意见的权利，我们是平等、认真地讨论问题，并不是人身攻击。这一方面要求政府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并建立相应的权利保障制度，另一方面老百姓也要注意懂得怎么去恰当行使权利。最重要的是，在你参与的时候也得保证别人的参与，因为参与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因此，每一个公民都要逐渐习惯听别人反驳你的意见，同时也要保留自己反驳别人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过去我们在参与中显露出的一些毛病，改变对参与的一些误解，政治参与本身也才能获得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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