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政府一再释放信号，强调改革----这场被中共自身认为是新时代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某种“革命”所代表的重要意义，尤其在政府系统所进行的简政放权也被团派出身的总理李克强切实的践行。但是很多对于中共一直抱有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仍然用着谨慎的态度审视着这一切。在他们中的很多人看来，过去半年中国第五代领导集体的执政举措，尤其是在舆论监管和意识形态领域所表现出的强硬，似乎仍然没有摆脱威权主义的理念。那么，习近平会不会在引领中国时走上威权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区别
威权主义又称权威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也有学者因其与“权威”无关，又称其为专制政体或独裁政体。是指处于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之间的一种非民主、非极权的政体形式。特点是严格遵从政府的权威，而政府常运用压制性手段，用来维持和执行社会控制。 一般指依靠各种行政手段、法令、军警以控制国民言论、结社、集会等自由之政府。
作为政治学概念，威权主义对于普通人来说过于复杂，它与“极权主义”、“皇权主义”等其他政治学概念之间的异同也显得拗口且晦涩。简单来说，“威权主义”就是指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强势的政治领袖组建的中央集权政府，通过国家命令、政府手段管理国家事务。在现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对于威权主义更为直白的解读就是“毛泽东统治中国的方式就是极权主义，邓小平管理中国的方式就是威权主义”，例如毛泽东时代令出一人、领袖崇拜、政府被基本架空政治运动频发。而在邓小平时代，法律框架基本建立，中央政府权力大幅加强，政府保证经济发展，不鼓励公民的政治活动。这样的描述，虽不完全准确，但很易于让人迅速理解。当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开始讨论“威权主义”热潮时，对这个主义的根本主张是认为在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缓行民主与自由，而且必须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反对权力分散，反对代议民主。与反对全盘变革的立场相一致，威权主义在表面上持一种中间路线，既反对极左，也反对极右，声称主张渐进的变革威权主义的政治主张更多的是从统治者的需要出发。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就一再向8,000万中共党员强调要有“道路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随后的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的两个月，他又在中共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中共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上提出“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论调，在这里，“老路”、“前三十年”是指毛泽东时期，是中共用阶级斗争极左理念治理中国的时期。“邪路”、“后三十年”则是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期，由于经济政策上的全面放开，也被赋予了“右”的政治符号。这种走中间道路，号召中国特色渐进变革的表述也被认为背后隐藏着威权主义的理念。
中共领导者的政治威权
从1949年之后的大陆政治和思想进程来看，都是一个由多归一的时代，政治上中央加强集权，1952年调邓小平、高岗、习仲勋等5位地方局书记调入北京。
思想上由“百家争鸣”归为一统，毛泽东所解读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官方的独尊。虽然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各种思潮涌现、多元的短暂局面，但是随后在“六四”中被邓小平以强人的姿态再次压制。
在观察家眼里，邓小平和他所统治中国的80、90年代是中国威权主义的高峰，大力发展经济，却对政治体制的改革采取了“不讨论”的态度。这或许与上世纪20年代邓小平在莫斯科时期所形成的理念有关。当时年仅21岁的邓就萌生出了一些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非同寻常的想法，他在1926年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地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这个带有明显威权主义色彩的治国理念也在60年后被用于他治理中国的实际操作之中。
邓小平
邓小平之后的江泽民，尽管他被等钦定为“党核心”（胡和今天的习至今都未被冠以“党核心”的称号）。江和他的搭档朱镕基所推行的在权力、财税等制度上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在那个年代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其中的一些措施今天被认为留有遗患。而在刚刚过去的十八大卸任的胡锦涛，更是被外界赋予了一个“保守主义者”的符号，认为他的十年中，中共中央的权威出现了下降，甚至很多政策被指责为“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一些时局观察家们认为自邓之后中国政治的威权主义出现了下降趋势。
习近平树立党内威严
而对于今天的习近平，之所以舆论认为他的一些措施带着威权主义的色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极其务实做派和强势的风格，这使人对他有一种不同于江、胡的感觉，加上他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某些特质的遵从。因此当他在军事、言论、组织人事方面的动作较大时，外界就认为这证实了他的威权主义倾向。
习近平军事上，习自上任之后，就迅速开始加强自己作为军委主席对于军方的控制力。从2012年12月5日会见二炮党代会代表开始至2013年2月前往酒泉卫星中心接见驻兰州部队师以上干部，习在短短百日内完成了对全部武装力量的视察。期间更是强调军队要“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可见习对加强军队控制力的重视程度。
言论上，十八大之后，大陆各大微博一些学者、异见人士的账号相继被删，所谓高校推行“七不讲”、高层下达加强舆论管理的“9号文件”传言盛行。8月20日，习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所传达的信号亦被外界解读为官方开始“收紧”。
组织人事上，习近平启用了中组部副部长陈希、中办副主任丁薛祥、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张又侠等一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官员。
通过这些措施，习近平的党内“威严”在短时间内快速建立，这也是为什么说今天中国政治带有一丝“威权主义”色彩。
当然，在威权主义的概念中，也极为强调领袖地位和性格。无论今天对于习的评价褒贬与否，都需要承认其性格中有强势的一面。自从他进入公众视野后，外界观感普遍认为习的气质与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最为相近。而外媒更是给其打上“strong”的标签。更何况他“太子党”的出身和经历，也对他在中央集权问题上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重视。
威权主义与政治民主
威权主义在今天是否适合中国，正如同今天中国的很多问题一样，充斥着截然相反、对立的观点。但是也要理性的看到，威权主义并非是政治上的完全倒退。虽然政治学家们通过对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认为“威权主义就是牺牲政治发展以求经济增长”，可是政治实践显示，威权主义有着其存在的必然性。
有大陆学者认为，在矛盾集中的社会，持续的反政府运动容易诱发激进主义崛起，或者导致内战而国家分裂，或者导致“下层革命”而走向极权主义。这样，现有的宪政框架也就随之倒塌了。这样的教训在20世纪世界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它说明宪政制度在奠定之初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来保护，以免被内部的政治冲突所颠覆，而这个力量就是威权主义。
此外在政党体系的建设上，威权主义也发挥着“有益”的作用。初期的宪政政治体系的特点是政党派别杂多，政治精英一盘散沙，派性权力斗争主宰政治生活，虽然可以看做是一种权力制衡，但往往造成决策制度推进的缓慢。这一点在中共建国初期极为明显，例如毛“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论点从某种程度上对于急需经济发展的中国并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威权主义背后的潜台词是国家管理的理性化。威权主义是“专家治国论”的实践者，强调国家管理的法律化和决策的科学化。虽然威权领袖的地位十分突出，但整个国家的管理却不是“人治”，而是严格甚至有些刻板的“法治”，甚至是更进一步的“法家治国”。由于有基本的宪政框架存在，威权主义体制下民主的发展并没有停顿。虽然在2013年中共党媒大批“宪政”，但是习近平仍然在12月4日“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现身，充满着政治意义。
但是，习近平并不能因此说是一个“威权主义者”，因为他的政策中，最关键的“群众路线”与威权主义格格不入。由于威权主义强调的是政府的权威，所以它对民粹主义的作法，包括他们所谓“用群众的情绪来束缚政府的手脚”等作法都表示反对。所以在这一点上，只能说反对群众运动、不提倡政治斗争的邓小平是一个标准的“威权者”。而一上任就使用“整风”、开展反腐与群众监督的习近平，就很难把他对号入座。因此只能将习和他的领导班子描述成“带有威权色彩”的统治集体。
再者，也要看到，习近平在务实的做派中十分注重效果的“立竿见影”，不容忍政令不畅、拖拖拉拉的作风。因此他上台伊始，就向“官僚主义”开战。他的这种举止让官僚主义横行、懒散惯了的大陆官场十分不适应。所以，细究一下，目前中国民间并没有太多指责习“专制”、“霸道”的声音，倒是官场对习务实、较真的反弹和“阳奉阴违”气氛更浓一些。由此也可以说，习到底是不是“威权主义”，也是一个伪命题。
正如自然规律一样，政治学以及国家管理上虽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例如大势所趋的民主、确保国家顺畅运行的宪政，但是如何实现、怎样实现，对于变革中的中国来说就充满着“实验”意味。毕竟中国已非30年前，巨大的改革成本要求者求掌局者谋定而后动，而习近平、李克强和这一代的中国政治家们，已经同他们的父辈以及他们的前任有很大不同，在他们的治国理念中，现代政治元素甚至现代市场元素、商业理念同以往的传统部分会有相当大的混杂，用以往的尺度和经验去衡量他们可能都不准确。再说，对执政尚不足一年的习近平，就以为已经可以定论，其本身就是缺乏政治眼光和智慧的无谓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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