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廉洁之都”之称的香港，在官员财产和利益申报方面一向有着严格的规定。然而，落力推销新界东北区土地发展计划的香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早前却被揭发太太的家族公司原来拥有区内逾万尺农地，随时会在计划中获得政府巨额补偿。
事件引起了香港社会对官员申报制度一片热议。
“维持信心”
资料显示，香港官员的财产和利益申报制度由来已久。
1997年香港回归前，负责讨论香港公共政策、给予港督提供建议的行政局成员，主要是由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由于这个智囊机构权力极其大，为了保障公共利益，香港政府要求行政局成员均需进行利益申报。
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继续沿用港英政府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此制度之下，除了行政会议（即行政局）这个最高智囊团，“三司十二局”的司长及局长亦要每年都申报利益，要求与行政会议成员相若。不同的是，主要官员还需要披露配偶的职业。
大致而言，香港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主要涉及三类人员。一是香港政府的问责高官，也就是各司局的第一把手。这些人是香港行政会议的官守成员，因此要申报财产。
另一类人员是高官的辅助人员，如局长助理，以及“事务官”中最高级别的人员。
三是特首，特区行政长官虽然不属政治委任官员，但自愿遵循《政治委任制度官员守则》相关条文和《行政会议成员每年须登记的个人利益》的规定，每年要公布其投资和利益，并上载到行政会议网站。
负责监管公务员的政制局在规定文件中指出：“主要官员须申报其投资和利益，以维持公众的信任和信心。”这份利益申报册的全称为《行政会议成员每年须登记的个人利益》，主要包括成员姓名、须予登记的个人利益、签名、注释、附件等五大部分。
其中，须予登记的个人利益是核心部分，涉及受薪董事职位、受薪工作、职位、行业、专业，名下的地产及房产，公司股东、合伙人或董事身份，名下1%或以上的公司股权等六个部分。
大致而言，每名申报人均在其个人利益申报册上签名。若发现其投资或利益跟他的公职有或似乎有利益冲突时，行政长官可要求有关官员采取下述任何一项或多项措施，包括放弃所有或部分投资、避免再购入有关投资或予以出售等6条途径加以处置。多年来，香港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行之有效，成为了香港政府保持高度廉洁的“基石”。其中，最为人熟悉的是梁锦松偷步买车事件。
“一时大意”的梁锦松
2003年3月5日，当时为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发表《财政预算案》，大幅增加各种税项，如利得税、薪俸税、汽车首次登记税、离境税、博彩税等，以解决高达七百亿港元的财政赤字。当中汽车首次登记税由应课税价值40%~60%改为边际税制，汽车的首15万元应课税值征收35%、其次的15万元征收75%、再其次的20万元征收105%、余额征收150%。
3月9日，有香港传媒揭发，梁锦松在宣布加汽车首次登记税前，在1月18日购入一辆凌志房车，但他却没有申报利益，有避税、以权谋私之嫌。对此，梁锦松解释只是“一时大意”，声称买车是因为当时他的女儿即将出生，需要买入可安装婴儿椅的私家车。他其后将节省到的税款的双倍捐予香港公益金，希望借此平息外界不满。
3月15日，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调查后公布对梁锦松的调查结论，认为梁锦松没有申报利益，违反《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5.1及5.4两项（即避免令人怀疑不诚实、有利益冲突，以及可能有利益冲突时要向行政长官汇报），但认为梁锦松虽有疏失，但他有高尚情操，遂决定挽留他。
不过，梁锦松后来仍然在民意的压力下辞职。这件事充分反映出香港在官员财产申报方面有着严格的制度要求。
时隔10年，香港又再曝出官员涉嫌漏报利益，有以权谋私之嫌的事件。原来，负责开发香港土地用途的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去年七月上任后就积极推销新界东北发展计划。但在2013年7月底，有香港传媒揭发，陈茂波妻子许步明家族在新界东北的古洞区拥有最少三幅农地。港府一旦收地，估计其将可以收到1245万港元赔偿，大赚35倍。
陈茂波在事件曝光后响应时强调，自己一直有遵从问责官员守则和行会规定申报。根据制度，官员的妻子并无需要申报其财产利益，所以自己并没有做错事。香港特首梁振英也说，陈茂波完全符合申报要求。不过，事件并未因陈茂波多次解释而平息。多个反对新界东北发展的团体以及政党在七月底发起游行，要求陈茂波下台。主办团体批评，陈茂波家族成员在新界东北区持有农地，已经和规划新界东北发展构成利益冲突，陈茂波不但没有开诚布公，坦白解释事件，反而只懂砌词狡辩。
香港社会也有一些意见指出，陈茂波太太家族公司被揭露持有三幅位于新界东北发展区内的土地的事件，凸显现行官员申报制度有漏洞，有机会让高官或行会成员将资产转移至配偶或子女名下以隐藏利益，令外界无从监察。基于人民对政治领导的诚信要求愈来愈高，在很多民主国家和地区，公职人员的利益申报已经包括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港府有必要修改官员申报制度，以阻塞漏洞。
前港府公务员事务局长王永平就以美国为例说，政治委任官员及参众两院议员须为其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申报的利益包括入息、资产、负债、楼宇及证券买卖，详情包括利益的性质、来源、金额等，而申报的资料全部公开予公众查阅。在澳洲，政府官员也须申报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但也有部分立法会议员认为，即使是高官及行会成员，亦不应强制公开配偶及子女资产。理由是官员以外的亲属是独立个体，不应被株连，损害其私隐。保险界的立法会议员陈健波就表示，支持检讨高官及行会成员申报制度，但担心矫枉过正，因为现时很多夫妇都财政独立，难以执行。
新监管办法惹争议
至今年8月，香港政府终于顺应社会的多数人意见，加强对官员的利益申报监管。特首办公室在其官方网页发表“行政长官处理政治委任官员涉及潜在利益冲突及接受款待”的指引，要求官员申报私人利益，并对其问责，其中，对“私人利益”的定义涵盖本人、家人、亲属或私交好友、所属会所和协会的经济和其他利益，也包括与该官员有私人或社交联系的任何群体等。
指引提出，如果问责官员的投资或利益，与公务有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特首可要求官员放弃或减持相关利益，甚至要求将利益交予他人作“全权托管”，特首亦可指派另一名官员处理有关公务。
对新“指引”，香港社会普遍叫好。不过，亦有报章发表社评认为，申报标准愈高，代价亦更高，此至少有两方面。其一，执行难度大。新指引促问责官员申报的“私人利益”，遍及官员本人、其家人、亲属、私交好友、所属会所和协会的经济和其他利益，范围似无远弗届，正式执行时，如何界定哪些利益要申报、哪些毋须申报，实不无疑问。若是非公务员出身的外界精英，加入政府前难免交游广博、人脉充沛，申报时要如何厘定界线，实费思量。
其二，政府招才难度高。正因利益申报范围太广，港府在招揽外界精英加入时，他们势更忧心其亲友或存在难以察觉的潜在利益冲突，若加入政府而误触地雷，恐累己累人，此或令港府吸纳各界人才徒添障碍，窒碍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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