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态势来看，长沙警方一日不放陈永洲，广州《新快报》就会一日不休地在头版穷追猛打。23日见诸头版的特大号“请放人”到次日的“再请放人”，堪比抛向舆论的两枚定时炸弹，让公众卒不及防、目瞪口呆。经过持续发酵，该事件已然不再是长沙警方、《新快报》以及中联重科之间的纠葛，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记协，甚至于中纪委中宣部也介入调查。至此应该可以认定，《新快报》叫板长沙警方注定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围观民众也都在静待最后的结果。
《新快报》24日头版截图
粗略统计，陈永洲案的直接当事方包括《新快报》、长沙公安局、中联重科。因需要介入的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记协、中纪委、中宣部。此外，还有容易被外界忽略的证监会。因为早在6月7日，陈永洲即已向香港联交所和香港证监会提交了举报信及中联重科“业绩造假”证据，同时在7月9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举报材料。但此举报石沉大海，证监会始终未给予公开的说法，最终导致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高辉与《新快报》的一场骂战，直至今时今日轰动中国乃至引发西方媒体普遍关注的极端态势。
在众生喧哗中，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终于从涉事三方发回采访报道。《新京报》声嘶力竭效仿《新快报》喊出的“长沙警方：请说话”也总算是没有白费口舌。根据新华社采访实录，最先说话的也正是争议最多的长沙警方。公安局认定，陈永洲涉“三宗罪”：一是捏造中联重科的管理层收购旗下优质资产进行利益输送，造成国资流产，私有化。二是捏造中联重科一年花掉广告费5.13亿，搞“畸形营销”。三是捏造和污蔑中联重科销售和财务造假。在报道过程中，陈永洲没有具体依据，也未向相关监管、审计部门和会计师事实所进行咨询，只是凭自己的主观臆断。经鉴定，认定嫌疑人陈永洲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中联重科的商业信誉，给中联重科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两百二十一条之规定，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
紧接着发言的是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杜峰，列数的不实报道部分包括将年报上的5.13亿元广告费和招待费单写成广告费、改制成为国资流失、高管在股票高位套现12亿元等。第一条“罪状”与《新快报》请放人中的举出的“唯一纰漏”重叠。此外，陈永洲的数十篇报道，“没有对我们进行过直接采访，没有来过我们单位，没有来过任何电话、短信或邮件提出采访请求。”沟通无效后，才选择报案。
至于《新快报》相关负责人的陈词，与报端嬉笑怒骂式的评论员并无二致。“万一出现问题，我们登报更正，致歉；实在严重，对簿公堂，输了官司，该怎么赔就怎么赔，该关门就关门，那也是活该。”新华社采访实录文末附加的暨南大学新闻余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与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松林之见解，也是站在了《新快报》一方：前者认为不能“先抓后审”，后者认为不该贸然给陈永洲扣上“损害商业信誉罪”的帽子。
如果说文末的专家声音新华社还在“欲说还休”，那么官方微博晚间的短评已经更明确地站好了队。“记者的报道系职务行为，‘损害商业信誉罪’的适用存在争议，‘先抓后审’也难以服众。记者合法、正当的采访权，背后是公众的知情权，不容随意侵犯。各方高度关注之下，警方或者给出更多证据，或者应当放人。”
新华社字字直击要害，对长沙警方的“或者给出更多证据，或者应当放人”的督促，也透露出对其所列举的“三宗罪”的不满情绪。至少仅凭这些说辞，警方就跨省追捕，先抓后审，实属不应该。
关注代表官方意旨的新华社怎么说，其实是想从中窥探出更多的当局态度来。也正是在这样的心理预设下，每一层级的介入，也就成了事态扩大化的鲜明表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立场是，“坚决支持新闻媒体开展正常的采访和报道活动，坚决维护新闻记者正当、合法的采访权益”；记协的回应是，“已与公安部联系，要求确保记者人身安全。”虽然两者的表态听上去都像是既定说辞、照本宣科，但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已经足以让愤怒的大多数感到慰藉了。
不过，要论层级，广电总局和记协还只能算是夹心层，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要数中联重科不小心走漏的风声，“案件已引发中央高层关注，中纪委中宣部已介入关注案件，相信定有公正处理。”
层层逼近，不依不饶。中联重科被起底的高管们恐怕也坐立不安了。要知道，尽管中国财经记者“潜规则”人尽皆知，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中联重科与死对头“三一重工”也深谙此道，但面对《新快报》如此孤注一掷的“请放人”行动，再加上能有此良机集中发泄对当局舆论管控、媒体言论边界一再缩水的不满，何不来次绝对反击？所以，这场营救，也成了媒体同行的自救，对《新快报》有情有义的赞誉，也似乎在告诉己方东家----若有朝一日，之如何。
似乎那些供职于《新京报》、《京华时报》、《南方都市报》、《钱江晚报》的记者们更有底气。因为此几家报纸公开站在了《新快报》一边。《新京报》与《南方都市报》同时以社论坐镇，属规格最高。前者的《以“损害商业信誉罪”抓记者滥用警权》，主要聚焦警权。“长沙警方仅仅根据《新快报》刊发的报道，就跨省刑拘记者，明显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也是滥用刑事司法权的体现……请问，一个市局的执法监督支队有什么权力和资质，鉴定、审核新闻报道是否捏造？报道的真实性自有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的专业判断，也可交由法院裁决，而不能由地方公安单方面随意界定。”
后者的《跨省刑拘记者，警察执法意图引关注》措辞更为强硬，称因职务作品纠纷而动辄入报馆拘人的行为驳斥为“法理人心所断难容下的暴虐。”此论调显然是其官方微博前一日“肃杀气氛”的进阶版和加强版。《京华时报》则由本报评论员王云帆执笔，呼吁冷静看待涉嫌损害商业信誉，行文中规中矩。《钱江晚报》的《备齐手铐，更需备齐真相》，显然是在向警方喊话。可是，手铐备齐了，真相却还在犹抱琵琶半遮面。
不放过任何一次在热点事件中发声机会的《环球时报》，这一次自然不能落下。23日该报官方微博在转发《新快报》消息时中附带了一个怒火中烧的表情，让很多人大感意外。延续至24日见诸报端的社评《依法保护记者，依法维护企业》，胡锡进“左右逢源”、“两边讨好”的痕迹再次外溢出来。不过，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境况下，现在断言处于劣势的长沙警方和博得更多同情分的《新快报》究竟谁“肯定是对的”，确也为时尚早。
即便此事如此轰动，各大门户网站从23日午后开始至今已经撤下了相关稿件，中央统一口径的痕迹明显。在民间舆论场，经过“请放人”的当头棒喝，再来一次“再请放人”，承受力已然升格。曾被官媒点明表扬、在此事中始终不遗余力贴发报纸版面的“传媒老王”，总也忍不住哀叹一句：“不希望在明天出版的《新快报》上看到：再再请放人！”
也有人祭出“法治湖南”的大旗，算是一种反讽修辞手法的活学活用，也间接将坐在最高法一把手席位上的周强的梦魇招引而出。要知道，民运人士李旺阳之死至今不清不楚，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强一直在打马虎眼。再加上唐慧案、曾成杰案，已然让“法治湖南”成了褒贬难定的即成说辞，周强不断承诺的提升司法公信力也随之接连受挫。
事实上，受挫的又岂止是法治和公信力？此事件漂洋过海后，便成了中国外部形象的标本。英国《卫报》的报道开篇即点明，“在政府继续打压新闻自由之际”，接着在文中也有再次强调，“中国的媒体绝大多数都由政府所有，且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至少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标志性事件会成为中国当局打压新闻自由的论据。从这一点上来看，相关部门除了充分依托法治思维做好“判例”外，是不是也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反思“七不讲”中对新闻自由的限制是不是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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