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10月25日发表评论指出，王维基事件可以说是“两制”渐趋“一国化”以及意识形态“大陆化”的典型例子，也造成对香港社会的一次严重震荡。他还表示，这次王维基事件，对香港人争取2017年真普选有很好的警醒作用。该篇文章全文如下：
王维基的“香港电视”被飞出局一事（以下简称“王维基事件”），引起全城不满后一周，特首梁振英终于在22日出来解释他的决定。他强调自己是依足现有的制度、政策和程序办事，绝没有政治盘算在其中云云。可是就市民以及当事人最希望知道的“落选”原因，却仍然以行政会议保密为由，始终拒绝交代。
同样的制度、程序和政策，由不同政治取向、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人来执行，效果可以完全相反。关键是执行者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是坐在香港一边，还是坐在北京一边。我不相信北京会就发牌一事，给特首发出具体的指示，但我相信梁振英先生会因为心领神会，“理解”北京的顾虑而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
一，意识形态大陆化的典型个案
2012年4月特首选举结果出来后，笔者就撰文指出，梁振英上台意味香港将出现“四化”危机，即：一，“两制”渐趋“一国化”；二，意识形态“大陆化”；三，西环治港“常态化”；四，治港队伍“左派化”，并且预测“香港即将出现的变化已经很明显。震荡在前，各位同胞要坐稳，以免受伤”。
“王维基事件”可以说是“两制”渐趋“一国化”以及意识形态“大陆化”的典型例子，也造成对香港社会的一次严重震荡。何以见得？
首先，王维基先生是一位北京不太信任的人，这一点是有证可寻的。
1. 2008年王维基在出任亚洲电视行政总裁一职不足两周即被“炒鱿鱼”。当年香港《文汇报》即表示王的言论“太惹火”（《文汇报》2008年12月17日）。被认为“惹火”的言论之一，是他指自己不会把亚洲电视办成中央电视台，又表明不会刻意去招揽大陆的广告。这对北京来说，是犯大忌的，所以上班不足两周就“被辞职”。
2. 建制派人士又透露，2012年底已经获中央“打招呼”，不要碰王维基这件事，理由是中央未摸清他的底细，怕他的钱来源不明。中央并提出，由于免费电视可以“入屋”，影响千家万户，要把它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看，不能大意（《明报》2013年10月17日报道）。对于这点，笔者也有所闻。近日香港左派人士均传播一个信息，就是不知道王维基的钱的来源。不是说他的钱来自出售旗下的城市电讯吗，对方马上反驳说：“怎知真正的买家是谁？怎知人家不是通过买他的公司而实际向他提供资金办电视？”
3. 当王维基被问及为什么不获发牌的真正原因时，他的实时回应是“真正原因我不敢讲”。什么力量令到一个素来敢说敢干、有“魔童”称号的王维基，竟然有些话不敢讲？显然，王维基也知道真正压力何来，因为他早前已经表明不会办新闻台（笔者必须指出，这是一个很没有原则的妥协），就是为了向压力表示臣服，只可惜即使向政治现实低头，也无法取得牌照。这是值得每一个认为要向某些政治势力妥协的人所深省的。
其次，北京对香港免费电视对大陆的影响是有担心的，这就是所谓的“国家安全”考虑。
大家都还记得，中共在1980年代初，曾经在内地掀起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要求广东等毗邻香港的地方拆除“鱼骨天线”，从而关闭“污染”内地的“南风窗”。
理由就是怕香港的免费电视台对珠江三角洲的意识形态影响。20多年来，中共宣传和统战两个部门花了九牛二虎的气力终于降服了香港的传媒，特别是两个免费电视台。直到今天，北京对香港的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仍然存有很大戒心。最近广东省宣传部长庹震，在8月19日的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表态发言中，再次提出广东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继续延续上世纪80年代对香港的批评，最能说明问题。
香港回归后，政治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北京的影响。习近平上台后，北京刮起一阵“左”风，什么“七不讲”、什么“对意识形态的敌人亮剑”等等，都是意识形态领域渐趋极左的新发展。在大陆，每当中央一刮起“左”风，下面的官员就会亦步亦趋的紧跟，所谓“揣摸上意、宁左勿右、层层加码”是也，这已经成为中共政治运作的一个特点。由于整个大环境都趋向于“左”，具有大陆意识形态的特首自然心领神会，终于导致王维基事件（不过，从左报中《文汇》、《大公》对事件的评论明显不同调可以看出，这次事件梁振英先生因“揣摸上意、宁左勿右、层层加码”过了头而变成一个“倒米”的决定。《大公报》2013年10月22日发表社评《从市场与创意角度看电视变革》及评论《电视台多元助化社会戾气》明显不同意梁振英的决定。）。
这次王维基事件，结合到2012年郑经翰被迫放弃数码台事件来看，则北京刻意通过控制香港的大气电波来防范香港的意识形态，是非常明显的。两者的遭遇颇为相似。两者的牌照都是前任政府所批出或者承诺的，但两者都是北京所不喜欢或不放心的人。两者都在梁振英上台后便相继出事。梁上台时，郑经翰的牌照已经发出，所以只能用股东内部纠纷的形式把他踢走，但免费电视台的牌照尚未发出，故干脆否决王维基的申请。北京的这种介入，不必是直接的耳提面命式的，更多是隐晦的、间接的，通过特首的心领神会而得以落实。
二，意识形态大陆化对香港的祸害
由一个具大陆意识形态的特首来处理免费电视台的发牌，就出现了目前我们所观察到的不正常状态。梁振英的决策，完全有违常理，使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发生丕变。
1. 从民调的支持度看，王维基的支持度远远高于其它两个获发牌的申请人。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2013年6月所做的调查显示，63%的受访者赞成发牌给“香港电视”，比起香港电视娱乐（52%）和奇妙电视（50%）都高，但这个民意支持度最高的申请人却落选了。
2. 从顾问公司的专业评估看，根据政府委聘的顾问公司SPECTRUM VALUE PARTNERS的报告显示，在“竞争力”、“压力测试”、“财力状”3个指标中，落选的王维基是“2胜1和”。虽然总体成绩在其它两家获发牌的竞争者之上，然而却落选了。
3. 从广告市场的规模看，根据政府提交给行政会议的报告显示，香港的广告市场可以产生足够的广告收益（估计每年为港币39亿元左右）来支持5个免费电视台的运作成本（估计现有的2个加上新增的3个合共为26至32亿）。那么梁振英凭什么认为香港广告市场无法容纳5个免费电视台？他有何根据来否定顾问公司的数据呢？
4. 从香港市民的意愿看，大家要求发放更多的免费电视牌，正正是因为目前的电视节目质素令市民反感。市民取笑他们一个是“是但台”，一个是“维稳台”，足见市民对目前免费电视台的不满。大家都知道，亚洲电视长期亏损，原因是它不面向香港。正如周梁淑怡（她曾经在3个电视台高层管理圈服务过，最有资格发言）说，“一个香港台，如果在香港人眼中不是香港的台，一定会离弃你，你会失去竞争能力”。
本来，按照香港经济规律，失去竞争力就让它被淘汰好了，干吗要用公权力去扶持它？所以，前任政府的行政会议本来在2012年1月17日就作出“政府没有责任保护亚洲电视的生存”这项决定，并已经就亚洲电视一旦倒闭而新电视台还未能接上的空档期作出应急准备。梁振英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惜否决对亚洲电视最具威胁的新竞争者从而达到保护亚视这个低收视率台的目的。
5. 为了否决王维基，梁振英更不惜改变了香港长期以来为国际社会所称道的“平坦赛场”（level playing field）。为了保护收视率低、但却为中共在香港起了“维稳”作用的亚洲电视，临时修改了游戏规则，例如，从原本宣称“凡合乎资格的都可获发牌”的原则，变为“3选2”。本来即使是“3选2”，也无可厚非，只要是“择优而授”，也可以接受，现在偏偏却是“择优而弃”，那就显见当局必欲去王维基而后快的心态。因政治原因而改变游戏规则，则所谓“平坦赛场”就荡然无存了。大家从此知道，只要有北京的“祝福”，就“虽劣尤存”。这将严重打击香港长远的商誉。
6. 王维基被否决后，当天即传出行政会议有人指出他出局的原因是因为“败在太进取”，因为他想开播30个台。这个决定实际上就是打击香港人，因为王维基是一个典型的香港人，他成功的原因，是白手兴家，不等不靠、凭自己的信念、能力、进取心、创意力、开拓精神去建立个人事业。在他身上，体现了香港人非常珍惜的“香港精神”。他最为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是改变了电讯业的生态，使港人可以享有低廉的国际电话服务，根据练乙铮先生的估计，他的创意，使20年来为香港人节省了约200亿港元的长途电话费。“败在太进取”的理由，与香港精神相去实在太远。所以对王维基的打压，马上唤起多香港人的切肤之痛，大家自觉地组织起来，去同这种扼杀香港精神的错误决策作斗争。这个决策对创意工业的打击尤其是大，从香港电影界多个组织，包括电影导演会、电影编剧家协会、专业电影摄影师学会等举行联合记者会反对政府的做法可以看到，大家都深感唇亡齿寒。如此下去，人才又如何辈出？
三，从王维基事件看普选
这次王维基事件，对香港人争取2017年真普选有很好的警醒作用。
第一，中央对香港人的不信任。据周梁淑怡的分析，王维基事件说明：“政府不但对王维基没有信心，其实是对香港人没有信心”。周梁的话一语中的。正是出于这种对香港人不信任、不放心的“心魔”，才会在普选时间表问题上，屡屡食言，一拖再拖，拖到现在无法再拖时，又加插种种本来《基本法》所没有的前提条件，如什么爱国爱港、什么反中乱港等等。从王维基事件中可以看到，即使是老百姓看电视，都要由它来替我们筛选，更何况将来的特首选举。在普选问题上，这种心魔表现在提防外国势力争夺香港政权；在电视牌照上，则表现在防止“不明来历的钱”争夺香港的意识形态市场。同一个心魔，表现在两个完全不相同的领域，却又是惊人的相似。
第二，对于中央来说，筛选的重要标准是听话，让当权者放心，而不是能力或才华。王维基落败的原因，显然是因为他没法令北京放心。即使他过去已经表明愿意妥协（不发展新闻台），但他的进取心却让北京感到无法驾驭而最终落败。可见北京重视的是什么。相反，在这个问题上，梁振英先生完全没有站在香港利益的角度作为发牌的依据，而是努力落实中央对香港“意识形态大陆化”的策略，所以他在众人皆曰不可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当选”特首。
所以我们对2017真普选的抗争，就将会是一场非常艰难的事业。王维基事件的好处就是用活生生的事例提醒我们，为了捍卫我们的核心价值不受侵蚀，为了保存香港这块属于中华民族的自由宝地，我们必须要为真普选而准备漫长的奋斗。否则像王维基事件所呈现出来的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件就会不断出现，最终导致香港不成为香港。
据说王维基先生是Beyond的粉丝。Beyond有首歌《光辉岁月》，歌词说，“风雨中抱紧自由”。笔者望王先生和香港市民一道，在政治暴风雨中抱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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