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预计会在今后几周公布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作的结果,这项工作就是计算一个看似简单的数字:该国地方政府过去几年里到底从银行和投资者那里借了多少钱。包括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居民债务在内的中国债务总量究竟有多少、情况究竟有多严重在中国一直是个谜团。尽管总理李克强几次三番称中国债务安全可控,但市场仍旧忧心忡忡。那么,中国的债务真相究竟如何?

观察人士称,首先,中国不算一个债墙高筑的国家,但债务攀升速度较快。中国总债务率从1994年占GDP的78.6%一路升至2012年的167.4%。不过,从跨国比较来看,这算不上债墙高筑。虽然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水平较高,但居民和政府部门的债务水平相对偏低,且上升势头较为温和。不过,1994-2012年期间,中国总债务率年均上升7.4个百分点,债务累积速度不可谓不快。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总债务率都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抬升。

其次,非金融企业债务率极高,是中国债务结构的突出特征。中国是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绝大多数金融资源配置通过银行中介来完成。次贷危机后,中国快速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中央财政资金先期进入,地方财政资金立即配套,商业银行贷款大幅跟进”的资金配置模式开始如火如荼地运行,非金融企业债务率从2008年底占GDP的66.4%迅速攀升至2010年底的87.7%。在非金融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急速扩张推动下,中国总债务率从2008年底的122.9%大幅升至2010年底的169.4%。

最后,中国资本使用效率乏善可陈,高负债高投资的旧增长模式也未根本改变。可用增量资本产出率是指,为增加1元GDP,需要增加多少元投资。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后,中国为应对危机冲击推出积极财政货币政策,大兴基础设施建设。这两个时期恰恰是增量资本产出率大幅上升的时期。可见,一窝蜂地大干快上项目往往会造成资金的误置和浪费。1996-2011年期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平均为3.9。与处于相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相比,数值明显偏高。

具体到政府部门债务:相对较低,财赤向债务的转化风险亦可控。1994-2012年间,中国政府债务率从6.1%升至22.2%,平均每年上升约0.8个百分点,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相比,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2009-2012年,中国连续四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明显低于3%的国际警戒线,财政赤字向债务负担转化的风险也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但换个角度看问题,中国政府债务水平并不那么令人宽慰。首先,对中国等有较多国外净要素收入的国家来说,采用政府债务/GDP这一指标实际上会低估这些国家政府的债务负担。由于最终用来偿债的是政府收入,而不是GDP:其次,与相似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债务率并不算低;再次,中国并不享有日本和美国那样的低成本债务融资优势;最后,若将隐性主权债包括在内,近几年中国政府债务率事实上在迅速膨胀。

具体到企业部门债务:已超国际警戒线。1994-2012年,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率从50.2%升至92.5%。超过了90%的债务警戒值。因此,中国政府和居民部门仍在债务警戒线之下,而企业部门的债务水平已经发出了警示信号。这固然与中国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有关,但也确实造成了金融风险向商业银行系统内过度集中的风险。

工业企业盈利能力下滑主要受到国有企业的拖累。从微观上来说,如果企业债务增长1%,盈利增长却不到1%,那么企业负债水平(债务/GDP)增加就是顺理成章的。所以,企业债务率攀升的问题,实际上是企业盈利能力下滑,或者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的问题。次贷危机爆发后,不管是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还是资产利润率,国有企业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走势最为契合,且国有企业在不同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中处于垫底位置整体上,拖累了工业企业盈利能力。

国退民进是逐步降低企业部门债务率的关键所在。工业企业盈利能力下滑主要受到国有企业的拖累,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下滑则与其资产负债率上行密切相关。这样,就能得出如下自然而然的结论来:若要改善整个企业部门的盈利状况,将债务率逐渐降到一个较安全的水平,就要让有政府背景的企业更多地让位给靠自身打拼的企业。也就是说,要在垄断行业中开启“国退民进”,逐渐拓展民营企业的经营领域和盈利贡献;同时,国企也要更像硬预算约束下的企业那样行事,不再不受约束地扩大融资和追加投资。

具体到居民部门债务:债务率相对较低,但次贷危机后迅速攀升。中国居民部门债务率从1994年的21.9%升至2012年的35.4%。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居民部门债务水平并不算高。中国偏低的居民债务率,与中国“量入为出”的较为保守的消费观念和模式有关。中国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居民不敢大手花钱,更不敢大手举债花钱,也是居民债务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状况不能掉以轻心。收入增长的迟滞,按揭支出的重压,可能造成居民债务水平的进一步攀升。具体来说,中国应注意如下几个不可忽视的趋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不高,偿债最终动力不足;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偏低,且分布高度有偏;高房价可能推升居民债务率,并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掣肘。

如果……中国目前还算不上债台高筑的国家,但也有不少值得警示的信号。如果新一届政府能够摒弃大干快上、乱摊大饼的旧增长模式,真正将农民工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如果能够切实“将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之手”,允许金融体系控杠杆和实体经济去产能的平稳进行;如果有关“国退民进”的“新36条”不再是落不了地的靴子,而是真正提升民营企业在投资效率改进和经济结构转型中作用的肇始。以上三个“如果”能够成真的话,有望看到当前累积的债务雪球不再膨胀,甚至渐次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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