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长沙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发生在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6日的湖南和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交战双方为中方第九战区司令薛岳所统帅的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部队共30余万人与日方第11军司令阿南惟几所统率的日军第十一军共约12万人，此次战役主要经历日军向长沙推进的外围战斗、攻守双方在长沙城的攻防战斗和日军撤退时国军进行的反击作战三个阶段。在战役指导上，国军方面指挥官采用了“天炉战法”对抗日军，而日军指挥官阿南惟几则出现了明显的判断失误，最终导致战役结果为中方成功防守长沙，日方遭受惨重损失撤退而结束，因此又被中国方面称为“长沙大捷”。此次战役是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盟军与日军交战的首场战役胜利。图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长沙会战总指挥薛岳上将（左）与日军第11军司令阿南惟几中将。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占领了中国京汉、粤汉铁路以东的大部分地区，但并未达到使重庆国民政府与中国广大军民放弃抵抗的目标。另外由于前期进攻作战中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等战役中对日军的逐次打击使得日军亦受到较大损失；日军自身占领广大土地后需要分配兵力防守因而机动兵力更为薄弱；中国共产党在日军占领区领导的游击战也使得日军需增派兵力防守已占领的地方；日本国内也因战争而使得经济进一步被拖累。因此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乘胜占领岳阳后便停止了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蒋中正与国军统帅部则称之为“二期抗战”之起点。图为日军轰炸后的长沙废墟。
自从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湖南成为了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之一，以第十一军为核心的日军和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部队在湖南隔新墙河对峙，1939年9月14日，在二战欧洲战事爆发后，日军发动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此次战役，中国军队采用“逐次抗击以消耗日军力量；争取外翼以力图后续包围；后退决战以坚守长沙；趁敌溃退以包围歼灭”的战术欲要大量杀伤日军有生力量，然此次日军的作战指挥官时任第十一军司令冈村宁次较为谨慎，在判断其攻占长沙无望之时及时下令撤退，使中国军队围歼日军的战略目标未能达成，然而此次会战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成功守住城市并击退且一定程度杀伤日军，因而被中方宣传为：“湘北大捷”。日军冈村宁次则解释此次撤退是“已达到消耗中方第九战区有生力量之战略目的撤退”。图为日军轰炸后的长沙废墟。
1941年9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盟国对中国援助日趋积极，日军为防止中国军队反攻，于是先发制人集结了十余万兵力在时任第十一军司令阿南惟几的指挥下第二次对长沙发起攻势，此次战役日军成功破译了国军行动部署的电报，一度成功占领长沙并对国军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然而在中国军队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向日军占领的湖北宜昌发起反攻，迫使日军须回师救援，因而长沙在被日军攻占后不久即被国军收复，最后战局依旧维持之前态势。中方宣称此次战役为“第二次湘北大捷”，日方则认为此役“给重庆方面第六、第九战区之精锐所部予以重大杀伤”。图为死难者遗体。
1941年10月日本国内东条英机内阁上台，进一步扩大了对外战争的规模，同年12月7日，日本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攻击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月，日军向香港发起进攻，日本中国派遣军命令华中第11军司令阿南惟几发动进攻以策应策应香港作战。另一方面，由于前两次日军都未能成功攻占长沙，第十一军在日军内部也颇受指责，因此阿南惟几也急于想用攻占长沙来一雪前耻，同时阿南惟几认为，依据所获得的情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军第九战区所部精锐的第四军和第七十四军均被抽调南下，认为此时长沙防御兵力单薄，力主再攻长沙。图为日军轰炸后的长沙废墟。
然而此时，日军第十一军内部对于是否发起第三次对长沙的进攻意见却较为分歧，不少师旅级高级军官认为：湖南北部从新墙河到长沙一带地形复杂山川河网密布，不宜日军机械化部队运动，无法发挥优势，不赞成立即进攻长沙。唯仅有当时的第三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是阿南惟几的老乡兼同窗好友，因而对议案表示支持，最后经过争论，阿南惟几坚持决定进攻长沙。阿南作出作如下部署：以第3师团、第6师团、第40师团及独立混成第9旅团、第十四旅团，配以空军、炮兵、坦克及海军舰艇共计12万人马，从岳阳逐次突破以攻占长沙。同时，赣北地区部队从南昌实行佯攻以牵制赣北地区中国军队。图为日军轰炸后的长沙废墟。
1941年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中国抗日战争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即推断日军定会再次进攻长沙，因而也积极进行准备与动员。虽然日军战前的部署和行动都较为缜密，但第九战区仍从日军赣北部队减少和湘北部队增加等迹象中判断出日军不久即将再次发动长沙攻势，薛岳在总结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后，进一步完善了其“天炉战法”，决定依据湘北的地理优势（即“天炉”），在新墙河、汨罗江和捞刀河之间逐次布置防线，以第二十军、第三十七军和第五十八军等部逐次抗击日军以削弱其攻势，从防线撤退下来的部队并不后撤而是撤向两翼，以长沙城为饵，诱使日军向钻往这个“炉底”，令之前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因作战不利而戴罪留任的李玉堂率领其所部第十军为核心守卫长沙城，把日军牵制在炉底。图为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准备出击的国军突击队。
同时，第九战区在长沙城西的湘江对岸岳麓山制高点布置炮兵部队支援城内守军，并动员湘北民众破坏日军在战区的交通线，以之前撤往两翼的部队切断日军补给，待日军攻势受挫补给断绝而被迫撤退之时再将之前外围后撤至两翼的部队会同其他生力军共同从东、西、北等各个方向合围歼灭日军，歼敌地点预定在地形崎岖没有大道的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图为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中的中国士兵。
薛岳称：“天炉战法，就是在预定的交战区域，构筑纵深网的环形阵地，部署充分的守军，以伏击、侧击、截击等多种方法逐步消耗敌军，消磨锐气，然后再使用优势兵力，施行反击和反包围，对敌方部队予以歼灭。属于“后退决战”之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方略，如炉熔铁，又如炼丹，故名。”图为国军外围机枪阵地。
1941年12月24日，阿南惟几下令进攻长沙，当日下午日军三个师团组成的主力部队向新墙河中国守军阵地发起进攻，当日傍晚恰逢寒潮过境，湖南经历少见的低温和大雪，气温从12摄氏度下降至零下5摄氏度，道路十分泥泞，日军的机械化装备优势被削弱，防守新墙河的是国军第20军和第58军，日军通过炮火攻击，夜袭等许多方法展开进攻，双方激战两天一夜，均有一定伤亡。图为第三次长沙会战残垣断壁激烈巷战。
日军见直接冲击无法奏效，便大量使用燃烧弹，守军的防御工事遭到火攻，防守江边阵地的国军伤亡过半，战至第三日下午，日军主力成功突破中国军队第一道新墙河防线，并继续向南方汨罗江突进。守卫防线的两支国军部队则依照计划对南下日军进行逐次抗击，随后便让开正面向汨罗江二线阵地和两侧山区转移。图为第三次长沙会战，头戴防毒面具抗击日军的中国军队。
1941年12月27日，日军开始向其前进道路上的第二条河流—汨罗江发起进攻，此时国军防守汨罗江的是第37军和从新墙河撤下的58军，而第20军则在平江和平江以北地区布防，中国军队的防线呈现“倒八字”阵型。日军将攻击重点放在长乐街方向以求尽快推进，日军依靠强大的炮火优势和空军支援不到3日即突破了汨罗江阵地，防守的第20军向东转移至山区，第37军和第58军则向高桥一带和汨罗江、捞刀河之间转移。由于汨罗江大部地区以南原本就是田野，外加雨雪天气导致道路泥泞不堪，而湘北地区的百姓又早就把可以通行的大路大为破坏，导致日军渡过汨罗江后诸如坦克和重炮等机械化装备不仅很难推进反而成为累赘。图为战斗中的国军机枪手。
原本依据先前的计划，日军此次长沙作战之“牵制中国军队以策应香港作战”的原先计划已经达到应当撤退。但日军到经过约一周的激战顺利推进至长沙城外，这一战局得阿南惟几十分兴奋，认为此次可以攻占长沙以雪之前未胜之耻，因而继续命令部队向南攻占长沙。然而，中国军队在湘北作战区让开正面向两翼撤退本身就是按薛岳“天炉战法”的预定计划，诱使日军往“炉底”长沙城的重要环节之一。图为长沙会战中国军追击残敌。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伏在长沙天心阁城墙上英勇打击日军的中国士兵。
此次战役，中国方面战报：国军伤亡28，116人，毙伤日军56，994人，俘虏139人另夺得大量物资，被认为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日本方面战报：日军阵亡1591人，负伤4412人，击毙国军28612人，俘虏国军1065人，日方认为此役本属配合香港方向作战，然而损失却远远多于香港作战。另外由于此次战役恰逢日军偷袭珍珠港，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中华民国军队却在长沙取得了对日军作战的胜利，因而引起了当时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日军匆忙从长沙撤退并向北突围。
美国总统罗斯福称：“盟军的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英国媒体也用“在此远东阴云密布之际，唯有长沙上空之云彩确切光辉夺目”的标题进行报道。苏联和西方同盟国也有大批记者和参观团来到长沙进行访问。由于李玉堂等将领指挥第十军成功防守长沙，在战役结束后，原本属“待罪留任”的军长李玉堂升任27集团军副司令，原预10师师长方先觉升任第10军军长，原28团少将团长葛先才升任预10师副师长，其他战斗中获得战功的将领也得到了国军统帅部的奖励。图为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士兵在打扫战场。
中方此战虽然获胜，但也总结认为在后期截击日军的作战中，国军忽略了重点控制渡河点并未能强力破坏日军渡河设备从而使得日军未受到大建制的歼灭性打击；日方则认为，此战准备不足，在过程中多次更改命令指挥失当，使得作战陷于被动。图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时，中国军队正在捕捉零星之敌。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之后，中国第九战区召开了大规模的庆祝大会。另在此役结束后不久，美国即宣布将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同盟国亦决定任命蒋中正为盟军“中印缅战区”最高统帅，次月，蒋中正访问印度全力游说印度加入同盟国阵营，因印度各界受此战中国大胜的影响，最终印度同意加入同盟国。随后，美英两国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图为1942年1月，长沙，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两名国军军官观看被击落的日军飞机。
在此之后的两年内，日军再没有向第九战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然而，第九战区部队尤其是长沙一线守军由于长期相持亦放松了警惕，日军则在此战后总结了经验教训，于是在1944年的长衡会战中，日军经过充分准备，集中主力20余万人向第九战区发动攻势，并改变进军策略，改由湘江逆水而上先夺取岳麓山炮兵阵地，在1944年的第四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成功攻占长沙，并在整个长衡会战中将第九战区击溃而使其至战争结束都再无反击能力。图为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后，中国军队清理战场上的日军尸体。
长沙江边码头，正在撤离长沙的百姓。
撤离民众通过浮桥。
中国平民撤离战火中的长沙。
中国平民撤离战火中的长沙。
中国平民准备登船，
撤离长沙的中国平民。
撤离长沙的中国平民。
中国平民撤离战火中的长沙。
因战争流离失所的中国百姓。
来自长沙的难民。
来自长沙的难民。
国军士兵运输队。
来自长沙的运输队。
国军运输队。
1942年1月，长沙，被俘获的日军俘虏。
1942年1月，长沙，中国军官与日军战俘的交谈。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缴获的日军武器。
1942年，江西，展示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缴获的日军军旗。
湖南民众慰问参加长沙会战的中国军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抗战以来，中国正面战场歼灭倭人最多的一次。图为长沙军民召开祝捷大会的盛况。
第三次长沙战后，被俘虏的日本官兵在收容所里接受早点名。
1939年10月，薛岳在长沙会战中会见战地记者们。
第一次长沙会战，国军重机枪阵地。
第一次长沙会战，与对岸国军士兵交战的日军第四师团士兵。
1941年10月8日，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第6师团放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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