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将普选形容为解决所有管治问题的“万应灵丹”。立法会主席曾钰成直言，并非所有管治问题随着普选来临就会迎刃而解，包括行政立法关系紧张及问责制效用未能发挥等，都需要及早探讨，否则到普选特首后，这些问题将会“来不及解决”。
曾钰成（资料图）
免费电视发牌事件，引起了行政会议运作的讨论。曾钰成以此为引子，直言普选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虽然在落实普选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将来都会由普选产生，但行会将来如仍纯粹由行政长官委任，运作完全保密，权力又很大，其决策方式就值得讨论。
他解释，《基本法》已写明设立行会制度，不能废除，但《基本法》并无写明行会要以何种形式协助行政长官做决定，而行会成员的组成，《基本法》也写得比较简单，加上目前行会的运作方式，较像外国所说的“内阁制”，但目前部分前英联邦国家所保留下来的相类制度也有不少变化，如这些内阁的个别部长是由选举产生的，性质与时俱进，因此香港现有行会制度并非没有讨论空间。
曾钰成续说，单纯普选也不能解决行政、立法关系问题：回归前的政府，已留意到行政立法关系的问题，认识到政府若在议会缺乏有力支持，问题将难以解决；回归后，社会仍不时讨论行政立法的紧张关系，这类问题并非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席普选产生就能自动解决。同时，政府2002年实施高官问责制至今逾10年，但一些问责制效用至今仍未有完全发挥，即使早年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希望扩大高官问责制，却遇到不少阻力，这类问题也不会因为普选特首而自动解决。
他担心香港社会倘不及早探讨这些问题，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后，这些问题可能会来不及解决。
另外，陈方安生在同一论坛上则借发牌事件“抽水”，声称现届政府“不是用人唯才，而是用人唯亲”，行会的集体负责制及保密制“根本不存在”，令市民感觉行会“七国咁乱”，故需要检讨现行运作及组成方法，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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