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因占据庞大资源、运作低效而饱受诟病。随着三中全会临近,加快国企改革的呼声再次高涨。国资委周四(10月31日)称,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出新的部署。从以往经验来看,三中全会一般侧重经济议题,也是看新中央“真功夫”的关键点。围绕国企改革的“现有的政企分开能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央企主业突出、整体上市,能否真正实现国企市场化主体的身份,如何进一步增强国企的竞争力、控制力以及影响力等”一系列问题都在等待答案。
中央对国企改革“动真格”
中国官方虽然一直在强调国企改革,但面对利益集团阻挠进展却极为缓慢,各种弊端积重难返。过去十年,金融央企、电信央企高层贪腐案层出不穷,尤其伴随铁路体制改革以及中石油“窝案”的曝出,国企积弊及问题再被深层次触及。
从9月份彻查中石油腐败案开始,似乎表明中央开始对国企“动真格”了。观察人士称,中石油各种问题被揭示出来并不能说是反腐运动的简单体现,其更像是国企深化改革的开始。腐败是垄断的孪生姐妹。在石油、电信、电力、烟草等行业,央企拥有明显的垄断地位。垄断是最霸道的商业模式,也是央企高利润的主因。一旦失去竞争压力,轻轻松松就能赚钱,企业管理层就难免“耽于安乐”。一名外资基金经理说,“我走访过全球主要的石油公司,但中石油总部之奢华令我咋舌。”
反垄断,很可能是伸向国企改革的一把利剑,从环境上倒逼国企改革。分析人士认为,发改委反垄断局对中移动反垄断案的处理,石油、电信、汽车、银行这些大央企相继进入调查视野,中央已经开启了对国有企业要公平公正进行市场竞争的环境式改革。发改委反垄断局甚至表示:“反垄断,央企无豁免权。”
除了垄断,国企的弊病还在于内部人控制。央企名义上是全民所有者,但全民无法行使股东权力。即便国资委受权管理央企股份,但国资委依然不是人格化的股东,国资委的官员不可能像关心自己的财产一样关心国有资产。因此,股东的虚化,导致国企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这一点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学界讨论中已经形成共识,也为90年代后期的央企改革奠定了认知基础。一旦形成内部人控制,就会出现高福利、高在职消费、跑冒滴漏、乱投资的局面。“政企不分”也是国企患病的一大源头。企业管理是一种职业,需要相当的技能、经验甚至天分。企业管理者一般有两类:企业家/创业者,以及职业经理人。但在现行央企体制下,央企高管保留了“行政级别”,由组织部门任免,本质上是“在企业任职的官员”。优秀的官员未必能成为优秀的管理者,因为两者要求的技能和风格迥然不同。据称,中石油前董事长蒋洁敏曾放言“活着要进政治局,死了要入八宝山。”在行政权力主导央企人事的大背景下,出现这样的想法并非不可理解。一旦央企高管呈现这样的心态,不仅难以安心为企业创造价值,反而可能把企业作为自己贪腐和买官的阶梯。在这种体制下,少数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却可能因为与体制“不兼容”而遭厄运,红塔集团的褚时健、健力宝的李经纬都是悲剧英雄。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也说,当前国资改革不顺畅,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不到位,就在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她还指出,今年以来国有企业面临一些挑战,其中包括经济效益下滑、管理不精细、负债上升、盲目上项目造成产能过剩等。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11月9日在北京召开。
各方纷纷猜测届时将会讨论重大改革,但外国投资者对此却没有抱太高期望,大多数选择避开国企巨头。
中国土壤“养不活”淡马锡
国企改革要改成什么样的模式?大概在每一个国企,特别是央企心里,都有一个淡马锡。在最近被热议的“383”改革方案中也建议,完成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同时参照新加坡淡马锡(Temasek)模式建立国有资本运营基金。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淡马锡的成功榜样,使中国的国企对于做大做强充满自信。由新加坡政府百分之百国有的淡马锡,管理着超过2,000多亿美元的资产,是新航、星展银行等一大批知名企业的大股东,在全球商业环境中长袖善舞,成为新加坡经济的名片。
淡马锡能做到的,为什么中国的央企不能做到?憋着劲儿要师从淡马锡的,至少原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是其中一个。李荣融曾在公开场合提出,国企改革中有两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一是怎么实现政企分开,一是怎么搞好国有企业。搞好国有企业淡马锡经验值得学习,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公司治理结构。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确实从中学到了一些好东西,比如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公司治理等等。央企在过去十多年脱胎换骨、迅速壮大,与这方面的改革不无关系。然而,分析人士认为,淡马锡之所以是淡马锡,在于它没有特权。在新加坡特色的市场经济里,不搞所有制的亲疏有别,不搞所有制歧视,有关公司的任何法律就是一把直尺,一量到底,不会因为是国企,就可以得到政府的特殊照顾,在准入牌照、优惠信贷、服务便利上,在遇到与消费者的利益官司上,都不会有中国式国企的“长子待遇”。政府所做的,就是打造一个规范的营商环境,谁也别撒娇,谁也别用口号吓唬人。同时,新加坡深入人心的法治传统及精神,保证了国企一把手可以做到惟才是举,全球招贤,而不是照顾内部人。仍是这个法治传统和精神,可以使国企内部建立起严格的内控机制,可以使国企对腐败做到零容忍。
对照便可发现,中国的央企很难做到这些,别说一碗水端平不可能,职业经理人也不可能,谁来当董事长、CEO都是任命的,绝不会在商言商。再有,天价的业务招待费,天价的吊灯、茅台、拉菲,也说明中国在内控和零容忍方面差距很大。淡马锡是很耀眼,但是它的成功在中国却无法复制,连模仿都有困难。
国企作为特殊的一类企业,改革不能“一刀切”。分析人士建议,国企改革应该实施分类管理。对不同性质、不同行业的国有企业,将国企分为垄断性、公益性和竞争性三类,并加以针对性的改革。具体而言,商贸、建筑等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必须通过改制逐渐退出;金融、保险、证券等由央企垄断的金融行业,要对民间资本逐步开放,实行国企和私企的公平竞争;另外,公共领域和资源垄断的非竞争性领域,由于投资规模大,收益周期长,协商成本高,不但要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还要实事求是地探索符合国情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而不是叠床架屋式地复制现代企业制度。
国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过去,国企被称作是“共和国长子”,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国企完完全全归国家和民众所有,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有意识的“偏袒”,是希望他们成为政府调控的“资金库”,能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改善民生提供大量的财力支撑,以减轻社会的负担。多年来,虽然国企在保障民生的过程中确实承担了一部分的社会责任,但这些责任与自身的企业性质定位、自己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甚至是民众期望值,都有很大差距。
最近几年,国企更是仗着政府的“偏袒”,做出了许多与民争利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社会的负担。
有不少舆论甚至斥责国企成为了“高薪酬、高福利”企业的代名词。民众指责国有企业,并不单因为他们频频被曝光的高工资,高福利,更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全社会的优质资源,在国际国内市场中大笔捞金的同时并没有承担起与之相应的国家与社会责任。央企占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福利收入却占50%以上。作为股东的“全民”,不仅不能享受股东权益,反受其害:要为央企垄断埋单,承受更高的油价、电价、通信费等。对于国企在中国的重新定位,观察人士直言,国企不应继续充当政府赚钱的机器,不能沦为政府的“小金库”。而现在也是时候把国企的收益回馈给社会了。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性质决定,它们所获得的收益应该为全民共享。而在中国,这些轻轻松松便能挤进世界500强的国企,他们对社会对民生的承担屡屡被批评还不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企。
按照国际上的惯例,国企一般将税后可分配利润的30%到40%上交到国家,在英国这一比例最高能到70%,但在中国,2007年恢复红利征缴以来,央企中上缴比例最高的资源性行业及垄断行业,也仅仅只有10%。对于这种“拿得多给的少”的国企行为,舆论斥责其与社会主义的本质严重背离还是有相当根据的。
中国现实的养老困境迫切需要国企拿出一定的担当。大多数学者和民间舆论认为,新一届政府应该考虑提高国企上缴红利的比例,并尽快把国有金融企业纳入到上缴红利范围。这不仅是对全民负责,更是政府和国企重新获得民众信任的必要之举。
不论以何种形式推动的国企改革,国企以往“高富帅”的日子恐怕要渐行渐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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