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总长黄世铭被台北地检署依泄密等罪起诉，把王柯司法关说案再度推向反高潮。整起事件，正朝向“关说者没事、揭发者有罪”的方向发展。《联合报》11月4日发表社论指出，黄世铭的去留并不足惜，令人扼腕的是国家的体制、司法的正义、社会的价值，在政治势力、个人恩怨与派系纠葛的角力下一再被模糊与牺牲；同时，细节与形式不断被放大，主干与实质却被当成无物。如果各机关轻忽政治关说案侵犯司法权的本质，最后遭到牺牲的将不只是黄世铭，而是时代对抗特权、厘清是非的勇气。若关说案的本体消失在风中，那真是廿一世纪的台湾之耻！
社论称，黄世铭在结案程序上留下瑕疵，招致泄密及违反通讯监察之罪，这是他必须承担的责任，无法推卸。但从国家体制的健全而言，政治关说司法的主题竟乏人闻问，各方却在程序的枝节上打得如此虎虎生风，岂不讽刺至极？目前的景象是，检察系统分裂各拥其主，弃司法核心价值于不顾；蓝绿政党各取所需，法院更是袖手旁观，对王金平党籍案缓步处理。俟（等待）黄世铭被牺牲定罪，司法又能赢得什么尊重？
台北地检署起诉黄世铭，证明我们的检察官足够独立，小检察官照样能起诉总长。不过，起诉书将王金平涉及关说司法简化为“个人事项”，将关说司法的利害关系“极小化”，却将办案程序瑕疵“极大化”，并极度严格认定监听资讯公益公开的范围；以如此不对称的标准认定黄世铭违法，恐怕也同时伤害了司法。
黄世铭处理王、柯关说案，程序不周确难服人。特侦组检察官还在问案，监听还未下线，形式上仍属侦查中的样态；黄世铭决定将此案由“刑事不法”转成“行政不法”，仅是他个人心中的认定。而他错引宪法第四十四条院际争议时由总统召集会商解决的条文，急冲总统官邸报告，也让关说案招致宪政争议。
但剥开重重纠葛，回到泄密罪的构成要件，要论究的是：黄世铭在案件侦查中向总统报告，是否真不符合侦查不公开的例外规定？亦即，为维护公共利益、保护合法权益等情形，检察官可将侦查秘密告诉非办案人员的其他人。
黄世铭多次说明，此案事涉立法院长的高层级，就连行政院长也无法处理；此外，因传唤林秀涛，可能使消息外漏；为避免关说案不了了之，且让总统对于国会议长关说案先有心理准备，他因而向总统报告。这些考量，是否如检察官所认定完全“不符合公益”，值得商榷。否则，过去检察官因办案须搜索特定机关或约谈特定人，都先向机关首长打招呼，岂不都构成泄密？且如同黄世铭交给总统的专案报告里记载，最高检订9月6日前完成侦查作为，结果也确乎如此，特侦组的侦查方向及进度并未因向总统报告而受影响。
此次，检察官不接受黄世铭所称关说涉案者“层级高”的说法，且数落黄世铭，若办理类似“层级太高”案件都可置制度于不顾，恐生“专制复辟”。这样的说法，恐怕小看了立法院长关说的层级；这不但是史无前例，未来恐也少有。即使从事后诸葛的角度看，检察总长该如何做才能兼顾体制、又达到惩治效果，至今仍是一团迷雾、意见纷纷，岂如检察官所说“处理制度与机制俱在”那么轻松！关说案喧腾近两个月，黄世铭四面楚歌，刑事、行政惩处齐发；然而，反观立法院对自家人关说司法，又作了什么处理？不仅纪律委员会一路推拖拉，对于“立法委员行为法”应该增订罚则补强关说司法之规范，立院也全都装聋作哑。把黄世铭打倒，是在消灭台湾司法的大敌，或是守门人？
黄世铭犯下行政疏漏，自该负起责任；但向总统报告议长关说案，是否如检察官所诉构成“泄密”罪名，恐怕有待商榷。黄世铭性格孤傲，面对自己的疏漏迟不道歉，致朝野立委皆欲除之而后快，但这正是政治对司法的反扑。而地检署起诉黄世铭，真的是台北地检署六亲不认的英勇义举，或如外传是曾勇夫人马“加倍奉还”的报复，司法人用自己心中那把尺想想吧？
黄世铭的去留并不足惜，令人扼腕的是国家的体制、司法的正义、社会的价值，在政治势力、个人恩怨与派系纠葛的角力下一再被模糊与牺牲；同时，细节与形式不断被放大，主干与实质却被当成无物。如果各机关轻忽政治关说案侵犯司法权的本质，最后遭到牺牲的将不只是黄世铭，而是时代对抗特权、厘清是非的勇气。若关说案的本体消失在风中，那真是廿一世纪的台湾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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