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正在走中国化的道路吗？

中华文化重视人、社会、自然以及宇宙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中华文化看来，人是由关系构成的，植根和受教于相互交往关系。那么，寓于家庭、人群及人与自然关系之中的中华伦理道德，是否将对当今世界文化秩序构成一种挑战并使之发生变化？这种“家庭中心”的价值观在飞速发展变化的今天，是否会促成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秩序？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卡斯对“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这两个概念作出了区分，其思想有助于我们思考儒学价值如何能对形成新的世界文化秩序发挥作用。卡斯认为，在这种区分中，“游戏”其实是在广义上对人类经验的一个类比。“有限游戏”将参加游戏的人视为单独个体，并确立一套有限的规则，为的是在有限时间内产生结果：一个赢家，一个输家。“有限游戏”的开始与结束都是限定的，玩“有限游戏”，就是要赢。西方到处蔓延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及与之伴随的“自由价值”，导致“有限游戏”成为流行思维模式。在作为个体的人、公司、主权国家的日常交往行为中，“有限游戏”似乎是大多数人类活动的模式，竞争是其本质，体育运动、生意往来、教育、外交事务等都是如此。

“无限游戏”则与此不同。它没有可辨认的开始与结束。“无限游戏”的着眼点在于强化关系，而不是个体行动者的角逐。它想达到的最终目的，简单地说就是人们能够通过持续开展游戏来享受热情氛围和愉悦。“无限游戏”一旦有可能中断，它也能改变游戏规则，使得游戏继续进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说明“无限游戏”的范例。对一位母亲来说，她肯定希望不断增强自己与儿子的关系。这样，在她与儿子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无论出现多么复杂的问题，他们都能携手与共。在这个“无限游戏”的例子中，母亲和儿子之间存在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就是说，“无限游戏”总是双赢或双输的。

当前，走出危机和困境，需要寻找相应的文化资源。这意味着现今处于强势地位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意愿和行为必须发生改变：要走出单独个体追求私利的“有限游戏”的阴影，转变到“无限游戏”上来。“无限游戏”的进行，靠的是不断改善家庭、社群、公司、政治组织的内在关系，这对解决我们今天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必需的。中华文化基于一个共同思想根源：无论儒家、释家还是道家，作为出发点的价值观、意识倾向与行为，都基于“以关系为本”(对关系至关重要性)的认识。而这恰恰是“无限游戏”的本质特征。由此看来，儒家价值观对于人类走出危机与困境、走进风平浪静的港湾，不失为一种可选择的文化资源。

孔子从人最基本和生生不息的普通经验中得出真知灼见，这些经验包括孝悌、敬人、交友、知耻、诲人、乐群等。《论语》所记录的孔子形象并不是一种“模式”，以便每个人都按照这一模式来生活。相反，《论语》展现的是孔子作为一个特殊人物的故事，展现的是他怎样通过处理与他人关系来修炼人格和实现人生抱负。在阅读《论语》时，我们面对的是各种关系构成的孔子。

孔子终其一生都在以最大努力承担好诸多角色：他是充满呵护之心的家庭成员，是严格的先生、导师，是一丝不苟、两袖清风的士大夫，是热心的邻居和村社一员，是批评型的政治顾问，是感恩祖先的子孙，是文化遗产的热忱继承者。同时，他也是由“冠者”和“童子”组成的“合唱团”的一员，他们一起在沂水畔嬉戏，随后一路踏歌而归。孔子展示给我们的是颇具历史感的榜样，而非什么超验的“法则”；是劝勉之词，而非专横命令。孔子的真知灼见的持久价值，在于其直观的、令人心悦诚服的力量，在于能适应后来的时代，包括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