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你妈是你妈” 权力任性几时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6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痛批某些部门人为设置障碍造成百姓办事难：“一个公民要出国游，要填紧急联系人，写了母亲名字，结果有关部门要求提供材料，证明‘你妈是你妈’！这怎么证明呢？简直是天大笑话！”

其实，如果行政机关怀疑他们的母子关系，根据“谁质疑谁举证”的原则，应该自己去查证，而不是让当事人去自证。笑话的背后，有严肃的执政思维的偏向：是服务型政府还是“被服务型政府”。

类似的笑话过去其实有过不少，我信手就能再举几例。就在上个月，淮北一个女孩因办理教师资格证需要居委会认定无犯罪证明，居委会要求必须派出所先开具无犯罪证明他们才能盖章，派出所则要求需要无犯罪证明的单位先开“需要无犯罪证明的证明”，如此叠床架屋，来回折腾，然而她还算幸运的，经媒体曝光后她拿到了无犯罪证明。

麻烦的是，这种风气还从政府部门扩散到了一般的企事业单位，被普遍化了，在生育、死亡、迁移、定居等人生大事的证明中，可谓槽点无数。有人卖房被要求开“单身证明”，找工作被要求开具“品德端正证明”，生孩子被要求开“未生育证明”，孩子丢了想生二孩则被要求开具一孩的死亡证明，有人甚至因为升级身份证需要证明自己是自己，有时真的让人很无语也很无奈。

开证明固然是建立信任相对靠谱的手段，问题是有些人显然已经把开证明当作唯一的信任渠道，甚至将之演化成了目的本身。过去，个人与单位的关系非常密切，社会采取一种组织化的模式进行管理，一张证明有可能成就一个人，也可能毁掉一个人。这种管理思维在上一辈人那里或许已经习惯了，但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绵延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在人事关系能够来去自由的时代，它就显示出了对新时代的不适应，且权力部门的行为本身还有一定的滞后性，于是这种不适应的成本就很自然地转嫁到办事人这里了。这显然有悖于“以人为本”的基本逻辑。唯证明观的背后，是一整套陈旧的管理思维有待革新。这套旧思维一日不革新，社会成本和效率的折损就一日不能减轻。

有关部门的唯证明观似乎也有无奈的成分，他们可能会说事务繁忙，人员不足，没有能力和精力去做大量的核实工作，所以只好“外包”（实际上是踢球）给能开证明的部门，自己乐得当一个甩手掌柜----至于办事人方不方便，就无暇顾及了。这种“怕麻烦”的心态，实际上也是李克强总理所批评的“权力任性”，这是装睡的权力任性。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而装睡者何时醒来，尺度全凭自己掌握，它有时就能成为部门创收的先导：不收好处费就不干事，于是我们看到，近期在强力反腐氛围下，这种装睡演变成了“不拿钱也不干事”。“办证难”顽疾久治不愈，背后既有权力的傲慢与冷漠在作祟，还有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因素，以及知与行方面的不能与时俱进。造成群众“跑证”、“买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部门间存在信息壁垒、信息“孤岛”，部门各自为政缺乏工作上的协作与配合，各扫门前雪。更重要的还在于，在移动互联时代，有些领域的公民信息管理似乎还停留在解放前，囿于狭隘的部门利益，置整体的公民福祉于不顾，新工具和互联网思维似乎也没有被充分运用起来。否则的话，把几个部门的数据库整合起来，岂不是能让办事人少跑几次腿？

所谓简政放权，就应该删繁就简，把该管的管好管透，把该放的放开、放养。政府服务多一点，公民福祉多一点。为什么要简？从哲学上讲，大道至简，从商业上讲，至简畅销。简，是个好东西。审批和证明都是权力的缩影，无论是审批过多还是证明过滥，都是因为一些地方和部门不愿意将自己的利益“割舍”。因此还须老老实实地落实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应等到总理都发飙了才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