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清教”：习近平的思想建党

习近平在2014年10月30日南下其主政多年的福建，15年后重启“古田会议”之举，可能需要更多的重视和解读。

最近，中共元老级人物乔石逝世，对乔石的回忆和纪念一时冲淡了周永康被审判和陈云诞辰110周年纪念两大政治议程。之所以如此，不只在于乔石本人曾经的政治地位和执政所为，还在于他在中共内外均享有清誉，以其一以贯之的政治操守和精神作风赢得较为广泛的认可。事实上，像乔石一样获得如此这般共同拥戴的中共领导人物不乏其人，尤以经历过建国前革命战争的元勋级人物为多，比如周恩来、彭德怀、陈毅、胡耀邦等等。

习近平在陈云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说，“在20世纪中国苦难而辉煌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人”。习近平还曾多次强调“红色基因”。王岐山寻访红旗渠，提及“原教旨”。这些小细节都难以为今人所理解，却都是习王成长年代里的重要意识形态片断，代表了向那个时代的人物学习和靠拢的倾向，而反腐整党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在西方看来，这种做法可能是一种类似“清教主义”的运动，但可准确的理解或许是，这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归和复兴，是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领导人的又一次“思想建党”。

习王刘的红色印迹

《求是》杂志在6月15日刊发了解放军总后政委刘源所写一篇关于治党治军的文章，开门亮剑称，“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要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根守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刘源在文章中把中共的理想信念、价值观、思想教育、信仰、精神提拔到极高位置，乃至以“传家宝”、“根本”、“命脉”、“总开关”相比。

持有这种认识和用语的并非刘源一人。在此之前，习近平以极高规格纪念陈云诞辰110周年。据习近平所指，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学习他“坚守信仰的精神、党性坚强的精神、一心为民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刻苦学习的精神”。可见，习近平所看重的并非是陈云在物事层面的成就，而是其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并以之作为对现世的激励。

习近平说，“在20世纪中国苦难而辉煌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人。”“特殊材料”一词或许难以为今人所理解，但却是中共话语体系中的已有用词，表达了习近平对陈云那一批老革命的特殊定位和情感。与之类似的还有在中共十八大后被不断提及的“红色基因”。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寻访革命故地湖北中监委旧址、河南省红旗渠、浙江南湖红船等地。近日，中纪委还突然强调“原教旨”一词。

习近平、王岐山、刘源三人都如此强调思想理念、精神作风、历史印迹和意识形态，是其特定的职务要求使然，另一层面原因或许在于他们是从毛泽东执政时代的北京成长起来，经过了浓郁强烈的红色革命文化熏陶，而且与中共高层官员均有渊源，会受到相关的人生价值观、生活态度方式和文化涵养方面的感染。在他们成为国家领导人后，这些思想意识层面的印迹就会更多地展现出来。不过，其主要原因或许是在于，这些正是当前的时代所极其缺少和迫切需要的一些东西。

中共元老群体的遗产

2015年6月14日，中共元老级人物乔石去世，引来各界的回忆、哀叹和尊崇。中共高层的慎重操作、媒体单位的低调默契、网络舆论中的自发怀念，能够明显使观者感受到乔石在执政团队内外均享有较高的认可评价。相对于体制内所普遍看重的乔石的身份地位，外界则尤为重视乔石的政治操守和精神品格。比如有的评论就表示，乔石家族是中国政坛非议最少的之一。其实，在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也并非孤例。

在中共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历史中，也有其他一些领导人在去世后赢得了后人十分广泛的认可纪念。比如周恩来去世后，民众自发聚集在长安街送别，后来引发了“天安门事件”；胡耀邦去世后则引发了学潮民运和“六四事件”。虽然这两次事件都与当时特定的时势结合在一起，但也要承认，这是民间所能表达的最崇高的敬意。不过客观地说，不能完全以民众的视角评定历史人物，作为需要经历很多政治运动、作出很多决策的领导人尤其如此。

在很多后人看来，除周恩来与胡耀邦外，彭德怀、朱德、陈毅、邓小平、陈云、习仲勋等等也都在中共内外享有众多拥趸和支持者。这种自发的拥戴和支持不仅是来自于他们的官位、资历、权威和立场，更是来自于他们的人格、品德、作风、精神、魅力，以及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威望。中共习惯给这一类的人物的这些特点戴上共产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精神、共产党人等意识形态层面的帽子，但在民众看来，这些都是一些脱尘于普通生活而形成的纯朴品格，是他们坎坷历程淬炼出来的人生精华，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酝酿出来的优良素养。

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在中共内外均享有较高评价

如果放在历史中来看，每逢新朝建立，其开国元勋们大多较为耿直忠诚，带有社会底层印迹，并能克制自己欲望为社会共同利益服务。中共早期领导人也是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国家动荡危殆时为了纯粹的理想信念投身于革命战争，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而能够最终成长为开国领导人，不得不说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造就的精英人物。中共将他们他们称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人，固然有夸大成分，但亦可将之视为一种感性认识和描述。

“原教旨”回归

在另一方面，人都有懒散堕落的倾向。在中共早期领导人在革命中逐渐步入领导层，在中国执政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后，是这一群体最易堕落的三个历史时期。但最终能够避免重蹈国民党的覆辙，又有中共这一政党自身的原因。比如毛泽东在延安的整风肃纪，附以较为极端的内部批评和斗争，确立了毛泽东本人的绝对权威，亦使包括高层在内的中共整体受到严格约制；在毛泽东执政之后，则是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斗争，这种非正常的状态客观上也避免了中共自身的腐化堕落；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些开国元勋群体已经集体进入暮年，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斗争阴影无法散去，又不得不发挥余热推动国家建设，这种情况也能够使其保持相对克制。

但是在改革开放继续深入之后，中共执政党自身就开始逐渐“变质”，这种变化甚至还发生于部分领导人家族内部。很容易理解，当成长于毛泽东时代，经历过改革开放之初的形势，又对中共高层文化氛围有所依恋的新执政者，会引导新执政团队向当时的一种精神状态回归。其实，这种做法还有客观上的需求。

不论是竞选和轮流执政的政党还是一党执政的政党，都需要保持对自身的管理和制约能力，以防执政能力下降和腐败。对于相对缺乏外部压力的中共而言，其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是组织纪律建设，二是思想政治建设，也即“思想建党”。前者主要表现为反腐和中纪委的强化，后者则体现为“八项规定”，具体来说就是对目前党内不良风气的排除，让中共执政之初所有的，尤其是开国领导人群体所有的一种精神作风的回归和复兴。

2014年10月30日，习近平在福建省召开新“古田会议”。这是中共时隔15年后首次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古田会议”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这是中共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而“思想建党”正是其精神内核。因此，习近平此举不仅在于昭示“政治建军”，还在于重新举起了“思想建党”的大旗。

王岐山在2015年4月与福山交流时特意讲到了宗教问题，探讨宗教的内部治理。再加上王岐山执掌的中纪委近期意外强调“原教旨”一词，山西、广东、上海等地方纪委书记亦在近期密集表态要求纪委要“回归‘原教旨’”。此一细节也与习近平“思想建党”的历史回归相辉映。

如果从部分西方观察者的视角来看，也可以将其看作一种“清教”式运动，基于新的时代形势，剔除自身杂念，回归纯正，建纲立制。当然，中共并非宗教，但其对信仰和理想信念的追求又与之有相似之处，其治理手段也可相互借鉴。或许这也是王岐山与福山交流时谈及宗教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治理之法，打造出一个具有纯朴理想信念，具有坚定的自我约束状态的执政团队。世界其他国家都还未有过这种成功经验，中国的实践或许一时难以为外界所理解，但未必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