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改革裹足不前 暴力革命到来是必然

进入20世纪后晚清的“新政”改革是在统治者于19世纪接连耽搁几次改革机遇之后开始的。20世纪初年的中国已是危机四伏, 百孔千疮。1911年的反清革命高潮正是在清朝统治者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时来临，此并非孙中山等职业革命家一厢情愿的结果，不是人为地造势而成。

首先，清政府长期压制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生凋敝与不平等条约所强加的一笔笔巨额赔款与“新政”本身的巨额需求之间形成明显的反差，“新政”雷大雨小甚至空有其名之类现象比比皆是。基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社会各阶层原本就对“新政”期望颇高，也不乏“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渴望，但“新政”的许多方面却是敷衍塞责，不尽人意，二者的悬殊只能加剧民心的涣散与社会的分化。为了摆脱财政困难，贪污腐败变本加厉的统治者拿出竭泽而渔的旧花样，加倍敲榨人民，结果，自卫性的抗粮、抗捐、抗税斗争此起彼伏，愤怒的下层民众不仅冲击厘卡警局，而且捣毁新式学堂，反而增加“新政”的阻力。

其次，自康、干以降，清朝统治者日趋衰败，政治威慑力与治理能力逐代递减，陷入周期性的皇朝衰败危机。但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改革都是在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时为挽救统治而启动的，任何一场成功的改革之于改革者的政治权威、魄力与技巧要求自然就不低，清末“新政”尤其如此。慈禧太后也罢，载沣也罢，能否驾驭“新政”所产生的那些颇具挑战性的成果，冷静地处理某些突发性的政治事件，维持残局，却还是未知数。以新军为例，既然它属于颇具现代化素质的新式国家机器，而且从筹饷、募兵到编练成军，多由地方督抚直接控制，其独立性较湘军、淮军犹有过之，中下级军官中还不乏留学归来者，军中还有同盟会中人乔装安置切入，倘若指望它始终如一地同一个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赴汤蹈火，那是不切实际的。如所周知，武昌起义爆发时，紫禁城就已无法调动各省新军火速“助剿”，倒是响应武昌起义者的呼声不绝如缕。再以教育改革为例，科举制的废除固然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士-绅-官三位一体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年轻的求学者无论是负笈国内新式学堂，还是浮槎放洋，大都怀抱报效国家之念，潜心救国之道。当他们目睹域外世界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时，其恨铁不成钢的心境便油然而生。他们上下求索，左右对比，一致认为君主专制主义乃祖国积贫积弱的总根源，要么呼吁清朝政府拿出诚意来，实行货真价实的君主立宪制，要么主张用暴力将爱新觉罗皇朝与君主政体一同埋葬，创建民主立宪制。如何把那些见多识广的热血青年召唤在陈旧破烂的龙旗下，就成问题。

再次, 古往今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与难度较大，改革者既需要相应的眼界与胸怀，也要具备沉着果敢的魄力与驾驭全局的控制能力。不乏威服群臣手腕的慈禧太后也许还勉强可以苦撑，但由优柔寡断的摄政王载沣和动不动哭鼻子的隆裕太后作为后继者，去继承不无风险的预备立宪的政治遗产，就显得更遭。当载沣等人把席卷全国的保路运动与国会请愿运动镇压下去，又愚不可及地将铁路修筑权强行转让给列强和抛出“皇族内阁”时，他们就把许多积诚罄哀的请愿者踢入革命阵营，反清革命的高潮就悄悄来临了。

尽管革命者与“新政”的主持者清朝统治者彼此是不共戴天的，但辛亥革命与“新政’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着的，无法割断彼此之间多方面的因果关系。它至少表现在：

第一，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逼得清朝统治者加快“新政”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即预备立宪的步伐，统治者已经明白，惟有尽快推行“新政”，才能将自身的统治秩序维持下去，使“内乱可弭”；

第二，统治者的预备立宪反而促使不乏依法治国理念的革命者抓紧革命反清的准备，后者试图抢在宪法与君主立宪制确立之前推翻清朝，以免爱新觉罗家族成为宪法所规定的“万世一系”的合法统治者；

第三，“新政”期间，新军的编练与科举制废除之后士人群体的分化与新式知识分子的兴起，为革命阵营准备了可资发动的基本力量；

第四，“新政”期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预备立宪的展开，为革命者准备了自己的同盟军与合作者----资产阶级与君主立宪论者；

第五，预备立宪期间，关于民权思想的公开宣传与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实践，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民权政治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第六，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与晚清统治者的财政危机一脉相承。革命本身不能迅即生财，革命者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去占有革命对象的财源，而清朝政府早已国库空虚，在经济上留下一个烂摊子，这既有利于革命者推翻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取而代之的南京临时政府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不利于革命者自身的政权建设。另外，民国初期的军阀割据与混战也与清末中央权力式微与地方督抚专权的趋势有关，任何一场革命对原有社会格局的破坏都是有限度的，都或迟或早地回到建设的话题中，破坏只是暂时性的“变态”过程，建设才是常态。况且，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任何历史人物对于历史的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应当说, 就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场景而言，“新政”的主持者与革命者之间固然势同水火，谁都希望吃掉对方。但“新政”与反清革命运动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相互制约关系。无论是革命，还是“新政”，都不可能凭空发生。既然二者都已发生在同一时空，势必互相影响，互相对立的过程其实也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过程。殊不知，1911年的反满大合唱就是在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主观条件还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