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还是民声 你不可不知的常识

当人们纠缠于谣言的真假时, 人们就已经在误解谣言了。而当这种纠缠变成打压谣言的利器时，人们就被误导，远离了谣言所要表达的真正内涵，遮蔽了谣言无非民声、民声就是天意这样古老的命题。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邓文初在思想者博客中写到，谣言无非民声，听还是不听，取决庙堂；但不管听不听，风总是要刮的。“风有千种凄凉意，吹向人间做笑啼”，原文如下。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公开宣示拒绝西式民主，而要恢复古代中国的民主传统。中式民主自然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解释，但毕竟是谈民主，所以还得总有些民主的内含，平实谈来，无论中西，民主之类，无非国事听命舆论，而舆论并非宣传部门的口号、社评，而是民声所在即舆论所在。这个常识，本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法则，要谈中国式民主，至少必须恢复中国式的传统，否则诚意无在，何以服人？这中国特色的民主，至少要做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制度的设计，也至少要恢复古代中国的采诗制度。白居易在《采诗官》中写道：“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戒，下流上通上下泰”，其中所说的“歌”即谣歌，自然包括谣言之类，按《艺文志》的记载，是“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古朝泱泱有王者气，所以当然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了。这一制度延续至民国，百姓、新闻还被允许“风闻言事”……这些，我在《谣言九论》最后一篇《消失的传统》中已经做过陈述，这里不再重述。但那些“为民做主”的人，却一方面宣传复兴传统，一方面却在高喊口号“天命不足畏”；一方面是要以儒教治国，遵圣人言，一方面却在“自做帝则”，所谓民声之类，其实是没人去体会的。不仅没人体会，而且要大肆打压，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相去何其远也。

不过他们打压也有打压的理由，这理由就是“不真实”。

但真实就真的那么简单？真实就是官定的事实？我们还是从这里说起。

有两种真实，经验真实和社会真实

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真实有两种：经验真实和社会真实。

大部分关于真实世界的判断, 是所谓的经验真实，这种真实有时会被我们当做客观真实对待。这是我们的公共媒体、官方舆论以及国民教育要刻意培养的真实感。对待这种所谓的“客观真实”，我们会觉得它俨然我们的亲见亲闻，俨然自己的身体感觉，我们相信这些事实与我们自己所接触到的经验事实一样真实，如眼睛所见，手足所触一般实在。这种真实是我们自我确证的基础。但是，这种真实只在一种情况下，即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自己的社会”）中才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在一个纯个人的经验世界里它才会以一种客观性的坚固形态存在，像物质世界一样的“坚固”。

但是我们现代人却生活在由各种符号----媒体编织成的的非物质世界，我们的生活已经不再是日常的人际交往的生活，而是由专业人员以种种技术、符号、语言构筑的世界，这个世界看起来是生动鲜活的，但其实却是抽象的，它是一种符号的建构，需要我们自己的想象才能呈现，它跟我们的关系自然就更是抽象的

，就如我们与国家的关系一样，有时会有一种个体特别无助的感觉，用传统中文来表达，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表面看，这个国家无处不在，也确实无处不在，但它跟你的关系却是这种抽象状态，你的喊叫不会有回声。用政治学术语来说，就是个体的人碰到了没有人格的制度，这关系是抽象的。从信息角度讲，媒体传播的事实，很少是我们自己的经验，而是“各共同体”内他者的经验，而这个媒体所所塑造的“共同体”感觉，需要综合非我的经验，也就是说，需要把那些远离我们经验世界的世界组织进我们自己的经验中，这个过程，需要通过一套特有的符号进行重构的----而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符号世界里。

因此，在这种符号世界的抽象构造中，我们如果还以经验真实这样的标准来判断事实，可谓弄假成真，但很多时候，媒体的任务就在编织这种“弄假成真”之网，让我们相信我们仍处在自己的经验真实之中。

我们所感知的事实真相，已经很少有第一位的经验真实，大部分都是处于第二位真实状态，即社会真实状态。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认知事物的方式与自我确认的感知系统，这个系统就是我所说的“社会真实”。

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特别强调“社会真实”。社会真实是没有坚硬证据判定的真实，它首先建立在委托相信的基础上，这是其一；其二，社会真实承认多种真实并存的状况，强调并没有一个“标准真实”，没有像教科书一样标准的答案，没有唯一的客观事实，而是同时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事实，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多种真实并存的局面。

我们说一个问题总有标准答案, 一种意见总有唯一的表述，一件事实总有它的最后结论……其实这种理解完全是教科书培养出来的僵化思维习惯，是典型的官僚式思维定式。

中国教育（教育不过宣传的一个次级元素）最可怕的不是应试教育模式，而是这种从幼儿园、小学就开始的思维官僚化训练，通过这套近乎洗脑式的强化重复训练技术，我们从小就丧失了独立思维能力，只能按照一套标准行动----其实这个行动称作“反射”更加恰当。这也是苏联动物心理学家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为什么曾风靡中国的原因吧。我们的教育体系还是按照巴普洛夫训练动物的成果在训练我们的公民，信息体系亦然。

但是社会真实永远是多元的，我们只能在各种不同真实之间进行选择，做出自己的判断，不可能有唯一的确定的事实，也不会有统一的标准答案。

在信息时代，我们必需建立这种“社会真实”概念，否则我们无法理解我们身处的社会。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一个事件的发生必然会有多种途径的报道，多途径报道意味着多种视角共存，多种真实共存

----事实上，如果两个媒体的报道完全一致，则其中一个就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从生存角度讲，媒体只有形成自己的独特视角与特有的叙述方式，解释独特的事实，才能赢得受众、市场；媒体的多元化共存与竞争，也必然会产生多视角多层面的多元真实。两者相互强化，而最终的受益者是我们这些信息消费者，因为我们可以在多元化事实中选择自己的偏好，并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我强调这点，并非要否认官媒的功能，而是想强调：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去取代别的报道，来一个舆论一律，如过去那种官僚主义式的新华社通稿，所谓的大众媒体全部被弄成等级森严的官媒体系，我们只能认为它是多种真实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和全部。但同时，民间报道也不能取代官方报道，毕竟民间所拥有的资源无法与官媒相比，而且，民间的声音也不能替代官方的声音；它们同时存在，和平共处。这本来应该是常识，但事实上，我们很多人的思维并没有接受这样的多元共存事实。多元事实毕竟是一种挑战，一元化的僵硬思维自然会失去平衡，不仅是权力，也包括心理。

我特意提出心理失衡, 是想说明，在面对多种真实情况下，凡深受单一真实训练的人，都会出现心理混乱。这不仅是那些意识形态官员们的心理痼疾，也是我们长期生活在官媒之下的公民们的真实感受。所以打压谣言不仅有着权力的冲动，更有着民众的基础。

我们知道人是无法接受混乱的，无论是生活秩序还是信息秩序，因为混沌状况是一种我们个体无法把握的流动状态，而如果我们无法把握外部世界，我们就无法确证自己的同一性，也就是说我们会出现心理失衡，产生心理疾病。

这在一个人与一个官僚机构是同样的心理。但人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并非坐等死亡，而是会运用心力对这种混沌加以条理化，我们总是会在这多种的信息中进行筛选，筛选出自己认为是真的重要的信息；在互相矛盾的信息里做出自己的判断，删除那些有害的或者无关紧要的东西，由此形成我们自己的独立思维与价值标准。尤其是，在一个信息化时代，形成我们自己重要的的信息消费能力和公民社会中必要的媒体素质。

我之所以如此看重谣言，并非非要把谣言说成是绝对真实的事实，而是想强调，在一个多媒体并存状态下，谣言出现是必然的、也是有益的。谣言的出现，包括那些被认定为恶意的，有意造假的谣言的出现，是公民社会中我们每个公民媒体素质形成的基本过程，而媒体素质又是公民素质的基本内容，公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相信，公民社会建立在舆论基础上的话。因此，我会强调说，谣言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社会诞生的一套社会体制----单一官媒下永远不可能形成公民意识，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公民社会。

需要说明的是，

“社会真实”概念与我们平常所理解的经验世界的真实是不一样的，社会真实是一种共同的认可，通俗些的说法就是，大家都认为是真的，所以是真的，即它是建立在相互信任与共同认可的基础上。

其实还是我前面讲过的委托信任问题。这样的观点对于我们很陌生, 因为我们习惯了把“客观真实”当做唯一的真实状态。但在一个开放社会、一个民主社会里，社会真实却应该是一个基本事实。我借用司法领域的概念来解释什么叫社会真实。我们知道，在司法审判中，虽然有一部分的实物证据，但是实物证据不能说话，而且并非总是足够。我们面对的大部分证据是言词证据。但言词证据必然是各说各话，每个人的观察角度、关注重心、理解能力与表述能力都不一样，一些是相互矛盾的，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动机，这就会使证据出现主观化、碎片化状态，无法建立起连贯的客观的逻辑链条，在真相判断上出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状态。真实的认定就面临着“罗生门难题”。在绝对状态下，这种“罗生门难题”意味着无论是检察官、法官、当事人、律师等都无法建立一种绝对真实。总有逻辑断裂、证据不足甚至矛盾，我们是将这个困难交给法官，法官有最后裁定权，自由裁量权，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威信任，委托信任，它的基础就是建立在“社会真实”上，不过这种社会真实是权威主义的。但是，在英美法系中，法官并没有这种自由裁量权，最后裁定是由陪审团做出的。比如我们看过的电影《十二怒汉》中显示的场景一样。其实陪审团中每个成员与同法官的处境一样，都没有绝对的证据与推理做出真伪判定，但审判过程却需要一个结论，这个结论的做出于是便由陪审团投票决定（大家先协商，不行就妥协，再不行就投票）。陪审团做出的结论之所以被认可，也是基于“社会真实”，但这种社会真实是非权威主义的。

这个例子可以说明社会真实的性质，一方面它是一种共同认可，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这个真实是暂时性的，是变动不居的。总括而言，这种社会真实就是多种真实并存的局面，而强调谣言的功能，正是要揭示社会中多种真实并存状态，多种真实并存的非权威主义状况。这也是我在这里单独提出卡普费雷“社会真实”这个概念的缘由。

但谣言非关真实，而是民声所系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在前面我就讲过，谣言其实并不太关心事实真相，虽然我们打压谣言的表面理由是真相。那么谣言的真正核心是什么呢？我这里要问一个我们司空见惯但并不会认真反思的问题----为什么一些“贴着标签的谣言”反而会传播得更快？也就是说，我们在传播谣言时，有时会附带加以一个说辞，“听谣言说”、“据说”等，但这样的说辞并不能阻止谣言的传播，往往倒助长了谣言的迅速蔓延，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