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阅兵致国民亢奋 暗藏意识形态剧变

备受瞩目的中国抗战大阅兵将于2015年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将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执政后, 外界第一次能够近距离感知的“大手笔”动作。阅兵是国家礼仪的组成部分，相较于在军事和外交层面的效果，近日新公布的一些细节则显示，此番抗战阅兵还在统战和意识形态领域背负使命。而这些都共同导致了当前中国舆论场的集体亢奋。另外，在当前内外时势转换背景下，从“抗战大阅兵”也能观察到中共自身正在发生的一种“剧变”。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1984年的阅兵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方面对此次抗战大阅兵的重视非常，概因在执政者的考量中，这场阅兵被赋予了重要的特殊的使命，具有一石多鸟的功效。比如在军事层面，可以稳定和提振军心，助力军队反腐。在外交层面，客观上能够起到团结二战战胜国，反制日本军国主义复兴苗头的作用。除此之外，官方此次所公开的一些细节还显示出，中共似是有意通过此次大阅兵，来推进其“大统战”工作。

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曲睿透露，这次阅兵有四个“首次”：首次组织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专题阅兵；首次设计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等英模部队代表编组受阅；首次安排将军领队参阅；首次邀请外国军队代表参加。其中，前两个“首次”都与统战有关。

中共执政后的14次阅兵都是在国庆时期，也即中共建立政权纪念日。再加上一直以来中共“党指挥枪”的党军关系模式，这种阅兵安排常被理解为军方对中共一党的表态和效忠，其对中国内外他方力量的威慑意义要大于其纪念意义。这就限制了阅兵的受认可受欢迎程度。不过，当把阅兵日期调整到抗战纪念日之时，这些怀疑就会不攻自破。不只如此，这一日期的简单变化，代表了中共“大统战”布局的综合考量，还折射出中共自身意识形态的剧烈变化。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整体的抗战，各个民族，各个区域，各个组织，不分年龄、性别、身份的人们的共同奋战和牺牲，还少不了美国、当时苏联等国家地区的帮助，才换回最终的胜利。国共两党及其各自军队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却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内战后的胜利一方，中共有能力也有权利以阅兵的方式展示其对军队的控制，但这只是继续表明自身是一个依托特定群体力量的革命党，难以得到更广泛的认可。

而把阅兵放在抗战纪念日举行，对中共自身是一种“让渡”和“牺牲”，却也是一种舍小取大的争取。因为抗日战争的主体是包括中共在内的中国整体，这一调整后即突出了军队的国家属性、民族属性和人民属性。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谋取“最大公约数”，“中国梦”“大统战”都是重要组成部分，而抗战大阅兵也是其中之一。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抗战主要以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等方式呈现，当时这些部队名义上都还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编制和指挥。此次阅兵特意另组这些方阵，是对当时抗战状态的一种还原。再加上安排部分国民党老兵受阅，这些动作都体现着对国民党和台湾方面的友好和尊重。相较以往，这种积极主动又不失里面的低姿态，有助于缝合两岸心理和思维鸿沟，是一种务实合理和正大光明的路径。当然，由于这种调整是对中共自身意识形态的一种突破，尤其是可能降低中共军队当年在抗战中的角色贡献，在此过程中可能会遭到一定的冲击。不过，这也正反衬出中共决策群体的担当、胸襟和气魄。

习近平不仅是中共的领袖，也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未来还将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多角色，承担更大责任。中共亦不仅仅是一个政党，应当跳出一党之私，站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之上。相应的，中国军队也不仅是在接受中共的领导，也是在为整个国家、民族和人民效命。在“抗战大阅兵”这件事上可以发现，中共领导人、中共自身和中国军队的定位都在发生着看似微妙实则是深层次的变化。如果从传统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称其为一种根本性变化也未必不可。

北京时间6月24日，新华网发表评论文章《阅兵，向中华民族抗战伟大胜利的庄严致敬》，以慷慨激昂、热情澎湃的文字和语气赞扬将在9月初举行的抗战阅兵。文章表示，胜利日阅兵“是中华民族英雄之气的检阅”，“是大国军队威武之师的宣示”，“是全民抗战中国力量的投射”，“是艰苦卓绝中国战场的回顾”，表达的是“一种捍卫和平的国家意志”。官媒此文的表述方式和语气在近年中都颇为罕见，被多家媒体所转发后即引起热烈回应。

事实上，如果身在中国舆论圈，确实能够感受到一股被调动起来的振奋难抑的精神状态。两年多以来，中共执政团队高效运转，反腐整顿建规立制，强势改革迅猛推进，并且描画出一幅远大光明图景，国家呈现明显转好趋势。这种形势的变化自然会导致文化心理层面的相应改变。而表现于外的“抗战大阅兵”或许就会将这种情绪推向高潮。